對于老舍先生的死去，人們至今都沒辦法釋懷，心中無比的悲痛，他的離去是中國文學的一大損失。歡迎閱讀小編整理的老舍之死采訪實錄，希望能夠幫到大家進一步了解作家老舍先生。

　　今年是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誕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話題至今沒有結束。因為這已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悲劇命運的縮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從1993年下半年起，斷斷續續地采訪了許多作家、學者、1996年8月23日“紅色風暴”中北京文聯批斗老舍的現場見證人及老舍的家人，以從中獲取值得思考的資料，結集為《老舍之死采訪實錄》，并將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現先節錄一部分發表，以饗讀者，并以此紀念老舍先生。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總理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國際上交代啊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問我：“今天是紅衛兵學生們‘幫助’我們文聯搞斗批改，你看我參加不參加?”我說：“沒有通知你就不參加。”“‘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參加呢?”我無言以對。于是他就去了，誰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不由分說，一邊扭過老舍雙臂讓他做“噴氣式”“請罪”，一邊對他拳腳相加。老舍分辨說：“我不是反革命，我寫的作品都是歌頌新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造反派們馬上譏笑地反問他：“你歌頌共產黨為什么共產黨不要你入黨呀?”

　　提起入黨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蘭芳、程硯秋等藝術家們相繼入黨，老舍也寫了入黨申請報告。報告最后送到周總理手里，周總理親自來到我們家里，對老舍說：“老舍先生，你的入黨要求我們知道了，我想就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對我們新中國實行孤立、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你暫時還是留在黨外好，因為有些事，讓我們自己說，或者讓我們的黨員同志說，都不太方便，而讓你一個有聲望的黨外人士說，作用就大多了，對黨的貢獻反而會更大，你看呢?”周總理說話從不強加于人，不發號施令，老舍對周總理的話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總理，就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聽黨的，聽總理的。”所以，當周總理聽說老舍出事后，當著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國際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后，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進屋你踢一腳，他踹幾下。

　　我知道消息已經是晚上了，忙奔到那個小派出所，在門口等了許久，才讓我進旁邊的小屋。一進門就見到老舍滿臉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緊緊閉著。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著他的手，把他輕輕扶坐起來。這時，他兩手才緊緊地抓著我的手，久久沒有松開。我倆誰也沒有說一句話，當時，找不到車輛，我也背不動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輛平板人力三輪車，我求人家：“請您行個好吧，我們有一位年歲大的老頭受了傷，請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說心動了，送我倆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著發愣。我用棉花輕輕幫他擦去臉上、身上的血，幫他換上衣裳，讓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過了一個難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沒有吃東西，我知道他的脾氣倔，就對他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為什么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群眾了?”在我行將離家時，他又一次兩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凝視我好久。我預感到可能要發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日子里，又有啥辦法呢?

　　聽說我離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詩詞》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見4歲的小孫女在那里玩，還把小孫女叫到面前，拉著孩子的小手說：“跟爺爺說再見。”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還真地說了“爺爺再見”并向她爺爺搖了搖手。

　　老舍出門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鐵停車場)邊，坐在那里讀起了《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天黑以后，他頭朝下、腳朝上投進了那一汪平靜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時,小孫女只告訴我“爺爺出去了”。到晚上他還沒有回來,我慌了，到處找，結果都沒有他的影兒。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訴我,太平湖有一個老頭兒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車，找到湖邊，見到他已被人撈上來，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著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藍褲子，腳上的黑色干層底鞋子，白色的襪子等都干干凈凈。可見那是他把頭埋進水中之后，自己用雙手硬性扒住湖崖石頭淹死的，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里沒有沉下去。

　　我見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說：“給他的單位打個電話，怎么說也得把尸體盡快處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單位，給北京市文聯掛了電話。他們在電話里回告我先等著，馬上有車來。我一直等到天黑，才來了一輛卡車。他們抬上老舍遺體，我也爬上車，守在他身邊。車開到八寶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訴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當時遺體還沒有火化，他們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車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從八寶山拖著沉重的腳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東城我家里時已是清晨5點多釧了。這時我家里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著：“我還活不活呢?”這時使我想不到的是，“進駐”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學生卻悄悄安慰我說：“你去做點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樣，以后有許多事就沒人說得清了。”在那個歲月里，這兩句平平常常的話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氣。學生們還告訴我：“你的電話也不要拆，如果有別的造反派再來你家，你就拔這個電話號碼，我們馬上就來。”他們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小紙條。當時我真有點不敢相信，后來才知道是周總理說服了一批學生來保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