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浩瀚的歷史文化長河中，一篇篇佳作傳唱千古。在這些優美的篇章中，無數的文人墨客以他們各自獨特的人文情懷，不僅向世人道出了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多姿多彩的內心世界，還展示著他們迥異的人生境界和價值觀念。其中，王羲之與陶淵明是我們所熟知的東晉名士，他們都胸懷錦繡，最終又同樣遁離官場，寄情自然，但他們的人生境界、山水觀念和創作目的卻有著很大的不同。

　　一、心為形役與形為心役

　　“心為形役”與“形為心役”是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境界。前者指人的內心完全被功名利祿、人生得失所驅使，喪失了自我的內心追求。后者指維護心靈世界的純凈高潔，使心情舒暢愉悅，使精神健康自由。

　　在東晉那人心虛嘩浮躁、物欲極度膨脹的特定年代里，雖然與醉生夢死、追求享受的同時代其他人相比，王羲之有著更為卓異的生命感悟，但其人生境界仍然沒有超出“心為形役”的層面。他素無廊廟之志，“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晉書王羲之傳》)，而且出身高貴，家庭富有，無衣食之憂，本不該違心逆志，棲身仕宦，但他卻長期未能擺脫官場的束縛，直到永和十一年五十歲時才稱病去官。王羲之幾十年宦海生涯，坎坷曲折的仕途之路，無不是“心為形役”。蘭亭集會時，他逸興遍飛，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可是他剛感到“信可樂也”，又立刻想到“修短隨化，終期于盡”，悲哀于“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憂愁之感頓生，為生命短暫、人生得失而憂慮，同樣是“心為形役”。去官之后，他“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求仙問道，幻想長生不老，且嘆曰:“我卒當以樂死。”此時他的人生志向消磨殆盡，陷入了及時行樂的低俗之中，人生境界尚不及蘭亭集會之時。

　　陶淵明則不同，他步入仕途，一為“大濟蒼生”，二為口腹之憂。前者是崇高理想，遠大志向，后者實屬無奈之舉。在斷斷續續十幾年的仕途生涯中，他對折腰事人、仰人鼻息深感屈辱和厭倦。他發現人生的痛苦，莫若心靈受形體的役使。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質性自然的人被這種痛苦折磨得日夜難安，終于再也無法忍受，逃脫官場，擺脫了形體上的束縛，從此棲心田園，再不出仕，保持了心靈的高貴和尊嚴。“歸去來兮”之后，他“引壺筋以自酌”何其自在!“撫孤松而盤桓”，何其悠閑!“樂親戚之情話”，何其幸福!他追求的自然鑄成了物我兩忘境界;他創造了只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