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文字燦爛，字字璣珠，不論繪景抒情，還是評史述志，都令人耳目一新。

　　蘭亭集序 / 蘭亭序

　　魏晉：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a href='/wenxue/zawen/' target='_blank'>雜文砍一常鬩約猶椋趴衫忠病?/p>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nèi);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不知老之將至 一作：曾不知老之將至)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說起書法，不能不說王羲之;說起王羲之，幾乎是家喻戶曉，說不定還能說出幾個有關(guān)他的故事。這也算是中國獨特的書法文化現(xiàn)象。

　　王羲之(303-361)，東晉書法家，字逸少。原籍瑯琊人(今屬山東臨沂)，居會稽山陰(浙江紹興)。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人稱“王右軍”。他出身于兩晉的名門望族。王羲之十二歲時經(jīng)父親傳授筆法論，“語以大綱，即有所悟”。他小時候就從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wèi)夫人學習書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眾長，草書師法張芝，正書得力于鐘繇。觀摩學習“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與兩漢、西晉相比，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征是用筆細膩，結(jié)構(gòu)多變。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損古法，變漢魏質(zhì)樸書風為筆法精致、美侖美奐的書體。草書濃纖折中，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勁自然，總之，把漢字書寫從實用引入一種注重技法，講究情趣的境界，實際上這是書法藝術(shù)的覺醒，標志著書法家不僅發(fā)現(xiàn)書法美，而且能表現(xiàn)書法美。后來的書家?guī)缀鯖]有不臨摹過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書圣”美譽。他的楷書如《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等“在南朝即膾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傳說，有的甚至成為繪畫的題材。他的行草書又被世人尊為“草之圣”。沒有原跡存世，法書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樂毅論、黃庭經(jīng)等，摹本墨跡廓填本有孔侍中帖、蘭亭序[馮承素摹本]、快雪時晴帖、頻有哀帖、喪亂帖、遠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懷仁集書書《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后代子孫。其子玄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圣”。黃伯思《東觀徐論》云：“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后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后，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圣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于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于革新，轉(zhuǎn)師張芝，而創(chuàng)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圣，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nèi)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于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zhuǎn)變?yōu)?ldquo;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鐘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qū)區(qū)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quán)，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帝、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范圍，但王羲之的書圣地位仍未動搖。“書圣”、“墨皇”雖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中國書史上雖推崇王羲之為“書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華文化中書藝創(chuàng)造的“盡善盡美”的象征。事物永遠是發(fā)展的、前進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時代到達“盡善盡美”的頂峰，這一“圣像”必將召喚后來者在各自的時代去登攀新的書藝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