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復(fù)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余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xiàn)在學的這一套。后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xiàn)在。

　　我為什么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xiàn)在這一套呢?沒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于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jīng)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lián)系。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yōu)秀文化，發(fā)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后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xiàn)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guān)系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里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fā)揚”。怎么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于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nèi)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于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于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