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臺就連篇累牘地報道，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迫害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鎮壓別人，占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做“抵抗”，到鄰居家里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霉。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的東鄰波蘭犯了上面說的那種怪“病”，德國“被迫”出兵“抵抗”，沒有用很多的時間，波蘭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國被德軍占領。如此接二連三，許多鄰國的“病”都被德國治好，國土被他們占領。等到法國的馬其諾防線被突破，德軍進占巴黎以后，德國的四鄰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預感，德國又要尋找新的病人了。這個病人不是別的國家，只能是蘇聯。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來，女房東就告訴我，德國同蘇聯已經開了火。我的日記上寫道：“這一著早就料到，卻沒想到這樣快。”這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原因大概是，最近幾年來，幾乎每年兩次出現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渾無事”了。我當然更不會緊張。前兩天約好同德國朋友蘋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誤。整整一天，我們乘車坐船，幾次渡過小河，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玩了個不亦樂乎，盡歡而歸，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德國朋友來說，今天早晨德蘇宣戰的消息，給我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