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里講的“思想斗爭”，不是后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套廢話，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學領域內，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別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志。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具備這個條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可見其收藏之富。反觀我國，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談到印度學的書刊，則幾乎是一片沙漠。這個問題，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我的所謂“思想斗爭”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動的。

　　我雖少無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就像是過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義無反顧。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寫詩，寫小說，只要有靈感就行，我是需要資料的，而在當時來說，只有歐洲有。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我之進退，實為狼狽”。正像哈姆萊特一樣，擺在我眼前的是：走呢，還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爭之余，想到祖國在災難中，在空前的災難中，我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則我的學術前途將付諸東流。最后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等到回國后把家庭問題處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歐洲，從事我的學術研究。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一回到祖國，特別是在1947年暑假乘飛機返回已經離開12年的濟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實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我立即忍痛決定，不再返回歐洲。我不是一個失掉天良的人，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必須承擔起來。我寫信給Haloun教授，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關歐洲的“思想斗爭”，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爭”又隨之而起。我既然下定決心，終生從事研究工作，我的處境已如京劇戲言中所說的：“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研究必有對象，可是我最心愛的對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經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對象在哪里呢?我的興趣一向駁雜，對好多學問，我都有興趣。這更增加了選擇的困難。只因有了困難，才產生了“思想斗爭”。這個掂一掂，那個稱一稱，久久不能決定。我必須考慮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能離開印度，一個是國內現成的資料充足。離開了印度，則我十年所學都成了無用之物。資料不夠充足，研究仍會遇到困難。我的考慮或者我的“思想斗爭”，都必須圍繞著這兩個條件轉。當時我初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對時間的珍惜遠遠比不上現在。“斗爭”沒有結果，就暫時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