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季羨林寫了一篇，《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學》，里面寫的是季羨林關于對論文寫作的觀點，如何寫好論文，寫好一篇文章，季羨林在文章中都有提到自己的看法和做法，對眾多學子很有益處，下面讓我們讀一下這篇文章，學習季羨林的寫作方法。

　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學

　　季羨林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里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并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于教授。在德國大學里，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于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后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后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于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饾饤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后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后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里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干巴巴的，沒有什么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上了一個后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里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御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后，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后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復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里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么能做到呢?他們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于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里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艷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致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于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么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9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么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1991年5月5月寫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