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羅學：季羨林文化成就的象征

　　高旭東

　　首先，吐火羅文是一種失落的語文，是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懂的絕學。為往圣繼絕學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說學習吐火羅文是由于偶然的機遇，那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卻是先生的自覺選擇。雖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爾仍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運用這種語言的人已經很少了，所以梵文與巴利文基本上也屬于古典語文。對于中國學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練運用到佛教和印度學研究中，以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對于佛教傳播中的歷史問題進行創新性的研究，與國際學術界對話，舉世并無幾人。季羨林也曾學習過希臘語、拉丁文，還有學習古埃及語文的想法，這都表現出一種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使命。先生臨終之前，還有一種復興國學的企圖，就是讀古書必須讀原文，不要讀譯文，不要讀簡化字的文本，而且復興國學要從娃娃抓起。古書用白話文翻譯之后，意義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很多古典詞匯根本就沒有現成的現代漢語對應詞匯，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義。至于復興國學從娃娃抓起，表現出先生的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憂慮：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學問的，國學的功底都很過硬?而現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國文學、哲學的學子，國學底子仍然不過硬?就是因為沒有從娃娃抓起。先生臨終之前復興國學的這幾點想法，有沒有現實可行性完全可以討論，但它表現出先生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憂患感，則是很明顯的。

　　其次，吐火羅學作為一種文化紐帶，具有聯結各大文化的象征意義。吐火羅文作為中亞細亞的語文，在中國境內卻屬于印歐語系，在地理上與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語言上卻更接近歐洲人使用的印歐語言，這對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極富象征意義。先生通曉國學，他曾在哥廷根大學從事漢學的教學與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導國學，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色在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世界觀，思維的直觀性，審美的品味性。但是，竊以為，季先生對國學的通曉與倡導，乃至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國學大師的牌子不符，因為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不在國學這一方面。即使從所謂大國學的角度，也不宜稱先生為國學大師，因為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是運用西方現代的學術方法研究印度學。國學這一概念是與西學印度學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學問都囊括到國學之中，實際也就取消了國學。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國學的《季羨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學術眼光。他認為世界許多國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讀音，由此推斷蔗糖是從印度通過波斯傳入歐洲的，所以《糖史》作為單行本出版的時候名為《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通過糖史的敘述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洲、美洲、非洲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會，從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義。季先生通曉西學，他在清華念的就是西洋文學系，留學德國受到了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他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所運用的民俗學、民間文學的視野以及主題學、母題研究的方法，就是從德國學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曉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現代語文，還學習過希臘文和拉丁文，沒有人會說季先生不懂西學，但是又不能說季先生是西學大師。鑒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學方面的巨大貢獻，稱他為印度學大師東方學大師。可能比國學大師更恰當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學對中國影響的時候，經常會注意到中國對印度的影響這一回流現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間交流的季羨林，是名副其實的跨文化研究的學術大師和語言大師。如果結合他的散文創作，那么，稱他為文化大師也很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