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黃庭堅在詩歌方面，他與蘇軾并稱為“蘇黃”，下面就來分析一下黃庭堅詩詞藝術風格特點，歡迎大家閱讀!

　　提起唐詩，人們自然會想到并稱“李杜”的大詩人李白和杜甫;說到宋詩，又有誰不知道聯名“蘇黃”的大詩人蘇軾與黃庭堅呢?在宋代詩壇上，成就最杰出的詩人是蘇軾;作為江西詩派的領袖人物，黃庭堅則是宋詩特征最典型的代表。他對宋詩影響之巨，蘇軾也要略遜一籌。

　　黃庭堅的詩歌，今存1956首，內容豐富，題材多樣，眾體兼備;有多種藝術風格，又有獨到的藝術造詣;有分量厚重的七古長篇，又有傳誦人口的精美短章，堪稱詩壇大家。

　　黃山谷早期的詩中，有不少譏刺時政、抨擊新法弊端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后來由于擔心惹禍，他把它們大都刪去了。瀏覽黃詩，占據山谷詩題材主流的，是那些表現自我、抒寫個人生活經歷和文人情趣之作，其中，題詠書畫、奇石、亭臺樓閣以及筆、墨、紙、硯、香、扇、杖等文化產品或與文化活動有關之物的篇章俯拾即是。它們以密集的人文意象，濃烈的文人色彩，馥郁的書卷氣息，富于詩意地展現了封建社會一個品格正直高潔的知識分子的復雜精神世界，也多側面地折射出了時代風云氣象。這是山谷詩題材和內容的特色。

　　山谷詩在藝術上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蘇軾以為“一代之詩，當推魯直”(黃庭堅《與王周彥書》)，清代方東樹也贊他“英筆奇氣，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一)。的確，山谷詩，迭出新意，一洗唐調，具有鮮明的藝術獨創個性。

　　翻讀山谷詩集，撲面而來的首先是那些五光十色、奇幻生新的比喻，把人引進遍布奇花異草的詩的世界，觸發出一種欲知未知的迷茫，以及新鮮發現的歡喜。詩論家們按照喻體和本體相似關系的遠近，將比喻分為“近取譬”和“遠取譬”兩種。錢鐘書先生在《讀〈拉奧孔〉》一文中說，喻體和本體，“不同處愈多愈大，則相同處愈有烘托;分得愈遠，則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穎。”(《七綴集》)山谷想像力敏銳、犀利、豐富，最擅長創構奇幻生新的“遠取譬”喻象。例如“客愁非一種，歷亂如蜜房”(《次韻答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用密集紛亂的蜂房形容客愁的雜亂無緒;“竹筍初生黃犢角，蕨芽已作小兒拳”(《觀化十五首》其十一)，用小黃牛剛露出的角兒比喻初生竹筍，用小孩子的拳頭比喻蜷曲的蕨芽;“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八月十四日夜刀坑口對月奉寄王子難子聞適用》)，用游動的金龍銀蛇比喻月光照射著的深山大澤的寒藤老木;“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珠”(《戲呈孔毅父》)，用綴于蛛網上的閃亮露珠，比喻外表華美而內容空虛的文章;“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弈棋二首呈任公漸》其一)，用飄蕩空中的蛛絲和掛在枯枝上的蟬殼比喻下棋人專心致志的神情姿態。山谷還擅長逆向想像，不犯正位，別出心裁地運用倒喻，例如“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采薇瘦”(《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一聯，贊頌環繞軒堂的翠竹的高風亮節，竟然用了四位古代忠烈之士的事跡來比喻;又如“西風鏖殘暑，如用霍去病”(《又和答斌老病起獨游東園二首》其一)，竟匪夷所思地用漢代抗擊匈奴的名將霍去病比喻西風驅逐殘暑。山谷的曲喻，用得更多也更新奇。所謂曲喻，就是在用了比喻后，再從喻體形象出發，進一步發揮想像，寫出本體形象本來并不具有的狀態或動作，這可謂認假作真，妙想聯珠。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對黃庭堅詩歌的曲喻曾有精彩分析，他說：“例若‘青州從事斬關來’，‘管城子無食肉相，孔門兄有絕交書’，‘王侯須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湘東一目誠甘死’，‘未春楊柳眼先青’，‘蜂房各自開戶牖’，‘失身來作管城公’，‘白蟻戰酣千里血’等句，皆此類。酒既為‘從事’，故可‘斬關’;筆既有封邑，故能‘失身食肉’;須既比竹，故堪起風;蟻既善戰，故應飛血;蜂窠既號‘房’，故亦‘開戶’。均就現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將錯而遽認真，坐實以為鑿空。”上述這些新穎奇警的比喻，都能給人奇幻生新之感，顯示出黃庭堅借助奇思妙想創構新鮮動人的意象的藝術功力。

　　在蘇軾周圍的作家群中，黃庭堅的詩歌成就最為突出，他最終與蘇軾齊名，二人并稱“蘇黃”。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他23歲進士及第后，在葉縣(今屬河南)、太和(今屬江西)等地做了17年的低級官員。這段時期內的黃詩比較關注社會現實，如《流民嘆》、《和謝公定征南謠》等，抨擊時弊相當尖銳【注：黃庭堅50歲時自編詩集《退聽堂集》，由于他當時正因修《神宗實錄》而聽候審問，所以 把早年所作的涉及時政或抨擊時弊的詩都刪去了。后來黃的外甥洪芻為黃詩編集時遵循《退聽堂集》的取舍。任淵作注的《山谷內集》也以此為準，所以黃詩中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較少為人所知，其實這些詩尚存于《山谷詩外集補》中。按，黃庭堅的生平事跡，見《宋史》卷四四四本傳】。元豐八年(1085)舊黨執政后，黃庭堅來到汴京任職于館閣，參加編寫《神宗實錄》，自此成為蘇軾的密友，常與蘇軾等人唱和，詩的內容則以書齋生活為主。從哲宗紹圣元年(1094)開始，舊黨重又失勢，黃庭堅也受到迫害，先后被貶謫到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賓)，最后卒于荒遠的宜州(今屬廣西)貶所。黃庭堅被貶的直接原因是《神宗實錄》引起的文字獄。驚悸之余，黃庭堅作詩較少，內容則以抒寫人生感慨為主。黃庭堅始終被人看作舊黨，其實他雖然在政治上追隨蘇軾，但并未積極參加新舊黨爭，他一生的心血主要傾注在詩歌和書法創作上。

　　就題材范圍而言，黃庭堅詩沒有顯著的特點。他流傳下來的一千九百多首詩，約有三分之二是思親懷友、感時抒懷、描摹山水、題詠書畫的詩，這種題材趨向與王安石、蘇軾基本相同。黃詩的特點是文人氣和書卷氣特別濃厚，詩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注：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云：“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本章所說的“意象”指詩歌中的具體物象。陳植鍔《詩歌意象論》第六章《意象的分類》中認為意象在內容上可分為三類：自然的、人生的、神話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排印本，第132頁)。我們則傾向于分成兩大類，即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所謂人文意象，意指與人的文化活動有關的意象，也即非自然的意象。參看霍松林、鄧小軍《論宋詩》，《文史哲》1989年第2期】。首先，黃庭堅喜愛吟詠書畫作品、亭臺樓閣以及筆、墨、紙、硯、香、扇等物品，這些對象自身都是文化活動的產物或與文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自然會使詩歌充滿文人色彩。其次，黃庭堅寫其他題材也努力抉發其中的文人意識。例如《演雅》一詩，詠及蠶、蛛、燕、蝶等43種動物，它們本來全是自然意象，查是黃詩并沒有到自然界中去觀賞這些禽鳥蟲魚，而是從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間去認識它們，全詩充滿著典故。又如茶本來是一種生活用品，但在黃詩中茶卻成為文人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例如《雙井茶送子瞻》：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為公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

　　茶被置于高雅的文化環境中，并與文人的高雅活動及高潔志趣相聯系，從而表現出深刻的文化內蘊。文化活動是一種特殊的生活形態，以此為內容的黃詩微妙而深刻地反映出詩人內心的情感律動，書卷所與生活氣息并存。這正是宋詩別開生面的表現之一。當然，有時黃詩在這方面走得太遠，如《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在8句詩中竟有12個典故，就損害了詩歌的形象性。

　　黃詩更引人注目的是鮮明的藝術個性。自梅堯臣以來，北宋詩人都在詩歌藝術上追求“生新”，也即追求在唐詩之外另辟境界，而黃庭堅在這方面表現出更強烈的自覺性。他說：“文章最忌隨人后。”(《贈謝敞王博喻》)又說：“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他的整個詩歌創作都貫徹了求新求變的精神，從而創造了生新廉悍的藝術風貌。

　　黃詩不論長短，往往都包含多層次的意思，章法回旋曲折，絕不平鋪直敘。如五古《過家》、七古《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以及七絕《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之五，都是如此。他說：“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 (見《王直方詩話》)意即要像參軍中的“打諢”一樣，在必要的地方來一個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轉折，以意脈的突然斷裂而產生藝術張力。例如《次韻裴仲謀同年》的次聯：“舞陽去葉才百里，賤子與公俱少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很遠，讀來有奇崛之感。

　　黃詩運用修辭手段，善于出奇制勝。如用“煎成車聲繞羊腸”(《以小龍團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來形容煎茶的聲音，又如“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采薇瘦”(《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以古代的志士仁人來比喻竹子的高風亮節，都是很新警的比喻。他有時也求奇過甚，不夠自然，如“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觀王主簿家荼蘼》)以美男子喻花，就招致了許多人的批評。黃庭堅還重視煉字造句，務去陳言，力撰硬語，如“秋水粘天不自多”(《贈陳師道》)、“春去不窺園，黃鸝頗三請”(《次韻張詢齋中晚春》)等。黃詩中最成功的則是那些用常見的字詞組成新奇意象的作品，如《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見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字面較為平常，典故也是常見的，但經過巧妙的藝術構思，以故為新，在整體上取得了新奇的藝術效果。

　　黃詩還有聲律奇峭的特點，一是句中音節打破常規，如“心猶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鏡里顏”(《次韻柳通叟寄王文通》)等，矯健奇峭。二是律詩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諧以至圓熟的聲調，如《題落星寺》：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

　　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此詩大拗大救，奇崛勁挺，為表現幽僻清絕的境界創制了恰到好處的語音外殼。黃庭堅的三百多首七律中有一半是拗體，這也是形成其生新廉悍風格的重要因素。

　　黃詩以鮮明的風格特征而自成一體，當時就被稱為“黃庭堅體”或“山谷體”。元佑二年(1087)，蘇軾作《送楊孟容》，自注說：“效黃魯直體。”黃庭堅作詩和之，有“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和“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 等句，句法奇矯，音節拗健，想象奇特不凡，且有一股兀傲之氣，是典型的“山谷體”【注：蘇詩見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八，其自注見于趙次公注。黃詩題作《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黃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韻道之。子瞻送孟容詩云：‘我家峨嵋陰，與子同一邦。’即此韻》。按：蘇軾稱“黃魯直體”，黃庭堅自稱“庭堅體”，而嚴羽《滄浪詩話•詩體》稱“山谷體”，后者較為普遍】。如果以唐詩為參照標準，那么“山谷體”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體現了宋詩的藝術特征。與此同時，“山谷體”也具有奇險、生硬、不夠自然等缺點。所以當后人批評宋詩時，“山谷體”往往首當其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