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曾寫過一幅融合了自矜與自勉的對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質之以他畢生的寫作經歷和文學成就，應當承認，這幅對聯并沒有太多的夸飾成分，而是大體上符合實際情況。作為美國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碩士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的語言學博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少見的雙語作家，林語堂對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由于早年一直就讀教會學校，所以，他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倒是明顯晚了一些，但經過后來在文化和文學實踐中的一番“惡補”與長期浸淫，竟也能擷英咀華。在這方面，我們且不說他圍繞孔、孟、老、莊，以及武則天、蘇東坡所作的持續譯介或生動描述，即使單就其隨意品評古典小說的文字來看，亦每每不乏高妙精彩之論。

　　譬如，《蘇小妹無其人考》調動多方面的史料，鞭辟入里，去偽存真，說明馮夢龍《今古奇觀》所記蘇小妹“三難新郎”事，純系小說家言，而非歷史真實，便有助于人們懂得怎樣看小說中的歷史和歷史類的小說。《劉鐵云之諷刺》由劉鶚《老殘游記》的楔子說開去，指出其中包含的中國國情與作者幽憤，亦不失啟人心智和發人深思。而一篇《談勞倫斯》，更是憑著對《金瓶梅》和《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兩性描寫的恰切對比與奇特分析，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廣有影響。

　　當然，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界域里，最讓林語堂傾心折服、進而上升為一種濃烈的生命情結和重要的文學資源的，還是一部《紅樓夢》。關于這點，我們讀林語堂的傳記資料以及作家本人的一些作品，不難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1916年，林語堂來到清華園任英文教員。有感于以往教會學校對中文的忽略，他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而這時候，《紅樓夢》就成了理想的教材。用作家在《八十自敘》里的話說就是：“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平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平話還是無可比擬的杰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