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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的《師說》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賢之道,大致可以概括為“仁義禮智信”,其重要載體就是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實質上就是古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師為道存,是韓文之主旨。師對于道的依附關系,韓文言之甚詳。然而,道對于師的依附,韓文無說。實質上,師與道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兩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師與道的共存關系,決定了師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極端重要性。
師與道的共存關系,應該從孔子起。從史籍中可知,教育體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國具有久遠的歷史。傳言夏、商、周均有學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雖不可確證,但至少周朝開辦學校是不可懷疑的。《周禮》關于學校有細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學校,則必然有師。早期為師之人雖不可考,但孔子作為有記載的民間教育的第一位師,也不是橫空出世,應該是周朝教育體制的延伸和創新。
據《周禮》,周朝學校已教授學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作為聞名當時的老師,也不太可能脫離當時的教授內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藝”教學生之說。但《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莊子》亦云孔子治“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與社會生活技能相關,“六經”則是儒家經典。“六經”是否為孔子所作,后代說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認孔子與“六經”的密切關系。與孔子同時或稍后的諸子百家,大多也都開科授徒,聚眾講學,成為碩學名師。最著名者莫過墨子,曾使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可見其規模和影響。而孔子之后,特別是漢代之后的古代中國,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經學,成為學校教育的唯一選項,“四書五經”是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經常把師與“經師”混稱,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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