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影元本)卷十四有《答張籍書》《重答張籍書》二通。(籍，《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有傳，《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附《韓愈傳》)來書二通，亦載同卷。籍第一書有云：“比見執(zhí)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此有以累于令德。”愈答其咎責曰：“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籍第二書云：“君子發(fā)言舉足，不遠于理。未嘗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zhí)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茍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愈更答曰：“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fù)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見《論語·陽貨篇》)《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詩經(jīng)·衛(wèi)風·淇奧篇》)《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禮記·雜記篇》下)惡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考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涉聞梓舊》本)卷八云：“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于主司，然后以所業(yè)投獻，逾數(shù)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小說家類，存目二)、《傳奇》(《新唐書》卷五十九載裴翎《傳奇》三卷)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案：籍書所云“駁雜”之義，殊不明清，未審其所指系屬于一、文體，二、作意，抑三、本事之性質(zhì)。若所指為第一點，則如趙彥衛(wèi)所說，唐代小說，一篇之中，雜有詩歌、散文諸體，可稱”駁雜”無疑。若所指為第二點，則唐代小說家之思想理論實深受佛道兩教之影響，自文士如韓愈之觀點言之，此類體制亦得蒙“駁雜”之名。若就第三點言，則唐代小說之所取材，實包含大量神鬼故事與夫人世所罕之異聞。此固應(yīng)得“駁雜”及“無實”之謚也。

　　總之，設(shè)韓愈所好“駁雜無實之說”非如《幽怪錄》《傳奇》之類，此外亦更無可指實。雖籍致愈書時，愈尚未撰《毛穎傳》(參《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四《答張籍書》樊氏注。《毛穎傳》見《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而由書中陳述，因知愈于小說，先有深嗜。后來《毛穎傳》之撰作，實基于早日之偏好。此蓋以“古文”為小說之一種嘗試，茲體則彼所習用以表揚巨人長德之休烈者也。李肇《國史補》(《津逮秘書》本)卷下《韓沈良史才》條云：“沈既濟撰《枕中記》(既濟，《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及《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有傳。《枕中記》見《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三及《太平廣記》卷八十二)，《莊子》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

　　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二十一，《四部叢刊》影元本)云：“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史記》卷一百二十六)。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趙彥衛(wèi)所謂“可見史才議論”，與李肇及柳宗元皆以《毛穎傳》與《史記》并論，殊有會通之處也。

　　裴度《與李翱書》(度，《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及《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三有傳。翱，《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及《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有傳。《書》見明本《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及《四部叢刊》影嘉靖本《唐文粹》卷八十四)云：“昌黎韓愈，仆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唐書》(岑本)卷一百六十《韓愈傳》云：“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此句諸本皆同，據(jù)《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新唐書》卷二百三，及《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諱辨》。“晉”下當補“肅”字。)不應(yīng)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

　　從《國史補》卷下《敘時文所尚》條云：“元和以后，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大抵……元和之風尚怪也。”裴度所謂“以文為戲”，與夫《舊唐書》之所指陳，皆學人基于傳統(tǒng)雅正之文體，以評論韓愈者。在當時社會中，此非正統(tǒng)而甚流行之文體──小說始終存在之事實，彼輩固忽視之也。《諱辨》問題，非本文范圍，姑不置論。《羅池廟碑》(《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一)則顯涵深義。其中多有神怪之談，此固可能緣于作者早歲好奇，遂于南人不經(jīng)之依托，有所偏愛。若取“子不語：怪、力、亂、神”之言(《論語·述而》篇)，文士所奉為科律者，以繩之，則于李肇“尚怪”之評，自以為然矣。顧就文學技巧觀點論之，則《羅池廟碑》與《毛穎傳》實韓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鄰于小說家之無實，而肆譏彈也。

　　貞元(785-805)、元和(806-820)為“古文”之黃金時代，亦為“小說”之黃金時代，韓集中頗多類似之作。《石鼎聯(lián)句詩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及《毛穎傳》皆其最佳例證。前者尤可云文備眾體，蓋同時史才、詩筆、議論俱見也。要之，韓愈實與唐代小說之傳播具有密切關(guān)系。今之治中國文學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