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詩學道路重點研習借鑒了韓詩，其勢法度整嚴，表現出“新宋詩”的獨特面目，是宋詩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看看下面的王安石與韓愈的詩探究吧！

　　王安石與韓愈的詩探究

　　內容提要

　　王安石是北宋詩壇上最有成就、最有個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歌思深氣銳、戛戛獨造；而韓愈詩是“王荊公”體的重要藝術淵源。韓、王二家詩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是“以文為詩”。王安石的學韓不僅為自家詩的獨創新意奠定了基礎，而且對宋調面貌特質的彰顯有相當影響，最終助成了宋詩的自成面目，對北宋一代詩學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 王安石 韓愈 宋詩 以文為詩

一

　　王安石是北宋詩壇上最有成就、最有個性的詩人之一。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曾標舉“王荊公體”，歷代學者多把荊公視為宋詩獨特風貌形成過程中之關鍵。明代胡應麟這樣評價王安石在宋詩發展中的地位：“六一雖洗削‘西昆’，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創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①歐陽修、梅堯臣對于宋詩有發軔之功，但在他們手上尚未形成典型意義上的宋調。王安石詩歌的獨創新奇，讓宋詩在偏離以風神情韻為主的唐詩道路上又大大前進了一步，他的崛起才讓宋詩大變唐人格調，助成了宋詩的自成面目，足見王詩于宋調形成中之轉關作用。

　　歷來論及王安石詩的藝術淵源，多標舉唐代的杜甫、韓愈與李商隱三人。王安石最心儀的唐代詩人是杜甫，他編選杜甫、歐陽修、韓愈、李白四家詩，將杜甫置于首席，其《杜詩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他不僅贊嘆杜甫憂國愛民的仁者之心，還推許杜詩為“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的崇高藝術范式。②從王安石本人的言論看，他極力推崇老杜，對李商隱詩也表現出欣賞態度和濃厚興趣；但是卻沒有什么贊譽韓愈詩歌的評價。一方面，王詩面目較韓相去有間；另一方面，他又對韓愈學問人品多譏詆之詞，給人造成不喜退之的印象。

　　首先從王安石評議韓愈說起。荊公評韓，第一認為其文足以傳，詩次之；而其學、其繼孔孟之道統、其哲學思想，則上不及先秦諸子（包括孔子、孟子等），下不及本朝之理學家。③很明顯，王安石對韓愈的貶抑非議基本未涉及韓詩。細繹王詩，不難看出韓詩之于“王荊公體”的濡染之功甚深。眾所周知，王安石對杜甫是拳拳服膺的，他學杜也頗有成就，但王詩像老杜的地方，在于“瘦硬”，乃是筆走偏鋒。劉熙載說：“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④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王安石雖云學杜，但風格似更接近韓愈。韓愈學杜就是筆走偏鋒，王安石的情況有類于此。不妨說韓愈和王安石是學杜的同路人。故他雖不甚滿意韓愈之學術與人品，卻在詩歌藝術手法方面頗多借鑒韓詩。王安石對詩歌的品賞感悟力極強，他說：“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⑤各用李、杜、韓自家的句子準確精辟地評說三家詩，可知他對唐詩確有精深的研習體認，而“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再”正是對韓詩特征的極好形容。方東樹《昭昧詹言》云：“荊公健拔奇氣勝六一，而深韻不及，兩人分得韓一體也。荊公才較爽健，而情韻幽深，不逮歐公。二公皆從韓出，而雄奇排奡皆遜之。可見二公雖各用力于韓，而隨才之成就，只得如此。”⑥明確揭橥了歐陽修和王安石的詩都是學自韓愈，不過王安石的才氣健拔過人、性情木強躁動，他的條件比歐陽修更適宜學韓，故而荊公更能學得韓詩之精粹，顯出雄奇爽健的特色。

　　王安石論詩的觀點很有意思。他認為“詩”字從言從寺，而“寺”乃“法度之所在”。⑦追求詩歌語言的法度整嚴，恰恰說明他不可能無視作詩用意經營的韓愈。王安石前期詩歌的最顯著特色，莫若“以文為詩”，像造硬語、押險韻、好用典、改竄古人詩句以為己有這些手段，皆可從中覓到學韓的蛛絲馬跡。歐陽修中標舉韓愈作為詩文典范，一時引發北宋詩壇詩風丕變。韓愈的詩好是好，但究竟有狠重奇險、失之太過的弊病。于是王安石就以杜甫置換了歐陽修詩論中的韓愈，奉老杜為圭臬。王安石雖由韓愈上溯到杜甫，更加“取法乎上”，但韓愈終究是他學杜繞不開的中介渠道。清人延君壽云：“王介甫詩……古體學杜、韓而不襲，殊勝六一；今體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⑧

　　論者多將王安石詩分成三期：景佑、治平年間為步趨歐、梅等新變派時期；熙寧十年(1077)為變化創新期；元豐至元祐元年，為晚年詩律精嚴期。就王詩學韓而言，前期主要是研習韓愈古體詩的詩法詩藝以增強筆力；待有了相當的藝術積累后，中期開始進入自覺創意階段，形成逋峭謹嚴、雄健勁直的藝術風格；后期的王詩尤其精工細密，復歸唐風而“不脫宋人習氣”，主要在絕句上借鑒了韓詩的意趣神韻。下面試分期論之。

　　王安石開始詩歌創作時，歐陽修、梅堯臣等新變派在詩壇的聲勢頗為浩大，他處于新變派的周圍，多寫作古體詩，藝術上受到歐、梅等人的影響，“以文為詩”，峭厲雄直，有散文化和議論化的傾向。而且王安石其時與新變派一樣，對韓愈亦有相當好感，比如其《寄孫正之》就流露出：“少時已感韓子語，東西南北皆欲往。”這時的詩作也可明顯看出學韓的痕跡，作于慶歷五年(1045)的題畫詩《虎圖》就因工于賦物而為崇韓的歐陽修擊節贊賞。

　　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須。因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眾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俯噣如哺雛。山墻野壁黃昏后，馮婦遙看亦下車。

　　這首詩語極雄健，狀畫上之虎威風凜凜，猶如真虎咆哮山崗，氣勢非凡。從詩的表現手法看，承受了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氣勝筆銳，不以情韻而以氣格取勝。作品用語之生新恢奇、音韻之剛勁鏗鏘、想象之奇特新穎、議論之透徹宏肆，都全然體現了韓、歐古體一路詩風。延君壽云：“七古……六一、介甫學韓。”⑨信然。

　　梁昆評王安石早期古體云：“蓋公初年古體雖亦不惡，終不過如歐陽一派能道人所不及道，章法開合，筆意縱橫而已，謂之絕妙，似有未可。”⑩這說明王安石早期詩作深受歐、梅等新變派的影響，“以文為詩”的痕跡很深。而新變派的藝術淵源主要就是韓詩，然則王詩與韓詩之間的紹遞承續關系也清晰可辨了。梁啟超評說王安石古體“用刻入之思，煉奇矯之語，斗逼仄之韻，縋幽鑿險，曲盡昌黎之技也”。(11)用意、語詞、押韻，在在體現出荊公學韓的軌跡。觀其《思王逢原三首》、《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用其韻和酬》等作品，確是學韓而自出機杼，有相當的藝術功力。

　　皇佑年間，王安石無論是學術文辭，還是為官論政，都已著聞于當時。至嘉祐中聲名更著，隨著詩歌技藝的日趨精熟，王安石在創作上進入自覺創意的階段。這時創作實踐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寫作了大量勇于翻案、見解新穎的詠史詩，議論而能義理深湛、精辟透徹。

　　自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并詩》之后，歷代歌詠桃源之事的篇什層出不窮。唐代王維、韓愈都有膾炙人口的名篇。照理，這個題材已不大可能翻新出奇，然而創新意識雄強的王安石硬是擺去束縛，寫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警之意。試比較韓愈《桃源圖》與王安石《桃源行》：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回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怳惚移于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墻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群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凄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回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韓愈《桃源圖》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采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王安石《桃源行》

　　說王安石的詩研摹韓愈是沒有問題的。方東樹《昭昧詹言》評韓詩云：“《桃源圖》，自李、杜外，自成一大宗，后來人無不被其凌罩。此其獨所開格，意句創造己出，安可不知？歐、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12)明確指出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作詩的章法、句法學此。清人陸以湉《冷廬雜識》里有一段話，很有啟發意義：“其（按，指金德瑛）評昌黎《桃源圖》詩云：‘凡古人與后人共賦一題者，最可觀其用意關鍵。如《桃源》，陶公五言，爾雅從容，草榮、木衰四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詰不得不變七言，然猶皆用本色語，不露斧鑿痕也。昌黎則加以雄健壯麗，猶一一依故事鋪陳也。至后來王荊公則單刀直入，不復層次敘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變化爭勝。使拘拘陳跡，則古有名篇，后可擱筆，何庸多贅！詩格固爾，用意亦然。前人皆于實境點染，昌黎云：“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則從情景虛中摹擬矣。荊公云：“雖有父子無君臣”，“天下紛紛經幾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須精刻過前人，然后可以爭勝，試取古人同題者參觀，無不皆然。茍無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議后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此執一而不知變也。’”(13)古人同題之作確實有助于分析每人不同的思路和手段，可以體會后來者在何處承襲了前人，在何處精刻突過前人。從主題上看，韓詩劈頭就說“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全詩以批判神仙之說的荒唐無根為歸旨；而王作則于仙境非仙境置若罔聞，表達了“雖有父子無君臣”的政治理想，兩詩主題判然有別。從章法結構上看，韓詩鋪陳始終，先敘畫圖，次及本事，先事描寫，后加議論，猶如一篇游記；王詩則夾敘夾議，以敘為議，以議為敘，筆法錯綜凝煉，兩詩章法框架也各具特色。看得出王詩有意變化爭勝，欲自具一副筆墨。然則，韓、王二作的消息相通之處在哪里？細細斟酌，兩首作品在藝術風格上有著不易察覺的內在關捩。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14)王氏論詩推崇盛唐之興象玲瓏、無跡可求，故而王維之作最得好評，他以“努力挽強”為喻，雖含貶義，但也確實道出了韓、王二詩在藝術上的消息相通之處。撇開主題、章法不論，韓詩王作都以雄健的筆力驅駕議論，力去陳言，別出新意，在藝術風格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王詩學到了韓愈那種雄偉健拔的藝術表現力，而又自具逋峭謹嚴之特色。

　　此期王安石古體詩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篇幅體制明顯減短，以十句左右成章的為多。韓、歐等人的古體歌行長篇巨制較多，容易流于平直散緩，王安石很可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專力寫作一種概括凝煉的短篇古體。然而，篇幅體制由長變短并不意味著詩歌容量、表現力的減少削弱；相反，王安石擅長以極簡練的筆墨敘寫議論極繁多復雜的內容頭緒。比如《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龍竄藏魑魅伏。心志幽妖尚覬隙，以金鑄鼎空九牧。冶云赤天漲為黑，鞴風余吹山拔木。鼎成聚觀變怪索，夜人行歌鬼晝哭。功施元元后無極，三姓衛守相傳屬。弱周無人有宜出，沉之九幽折地軸。始皇區區求不得，坐令神奸窺邑屋。

　　寫九鼎由鑄造到秦始皇泗水打撈而不得的整個變遷過程，全詩只十四句，但簡短的篇幅濃縮了豐富的內涵，有錘煉深曲的藝術效果。方東樹評云：“大題短篇能盡，以深創也。”(15)很有見地。

　　王安石還有意在古體里寫一些偶儷的對句。這也與韓、歐頗相異趣。韓、歐刻意以散句單行造成奇崛波瀾，但往往不夠圓潤流暢；王詩古體在句法上用排偶之句，運單行之氣，使詩格凝煉整飭，有抑揚頓挫的韻致。像“墻隅返照媚槐谷，池面過雨蘇篁葦”（《示平甫弟》）、“千秋鐘梵已變響，十廟桑竹空成陰”（《光宅寺》）等，這種對偶或基本對偶的句子在王詩古體里可舉出不少，體現出王安石已開始自覺講求法度，注意篇法、句法的鍛煉精嚴，避免了長篇古體容易僵硬散緩的弊病，這實質上是對韓、歐“以文為詩”的一種發展。

　　這時王安石的詩已有獨特藝術個性，他的學韓為其詩步入更深刻、更成熟的藝術境地提供了重要的藝術借鑒。

　　熙寧十年，王安石再度罷相，被擠出政治激流之外，早年的銳氣漸趨消磨，歸隱江寧后，傾全部精力于詩歌創作，詩風大變。他流連山水、詠詩學佛，寫了大量徜徉山水、抒憤遣情的律絕詩。這些作品講究藝術表現手法，注重寫境，寓悲壯之氣于寧靜淡泊之中，以用意深刻而又明凈空靈的境界代替以往的峭厲奇拔。黃庭堅說：“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16)稱道的即是王安石晚年膾炙人口的絕句。對于這些精工淡雅絕句的藝術淵源，前人多以為學陶（淵明）、學王（維），有唐人風味固然很有道理。其實“半山絕句，頗欲于唐音外別立一幟”，(17)尤其韓、王絕句間有著不易察覺的內在關聯，雖極少有人提及，但亦為不可忽視之事實。

　　金元時的劉塤獨具慧眼，悟出韓王絕句之間的機軸，他說：“半山清遠韻度，獨步輩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意半山絕句機此。其發也，變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長者。”又說：“‘天街小雨潤如酥’，此韓詩也。荊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于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閑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18)劉氏一再談及，自非空穴來風。

　　按，韓愈雖是奇險詩風的主要倡導者，但其詩亦有平正蘊藉、情韻不匱的一面，這尤其體現在他后期的絕句創作中。他的絕句多作于44歲之后，詩風已漸趨平淡自然。韓愈的絕詩近百首，占全部詩作的近四分之一，多寫景詠物之作，往往在文從字順、清淡自然之總體風貌統攝下含有語言新穎、譬喻奇趣、對仗工穩等特色。元稹《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云：“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個個圓。”“玉磬”、“金鈴”云云揭示出韓詩近體經過人工錘煉而又深婉不迫的藝術風貌，故而與盛唐那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格律詩仍有質的區別。錢基博說：“（韓愈）律絕近體，寂寥短章，亦復拔天倚地，句句欲活。”(19)比如韓詩七絕《盆池》其三、其五：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數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純用白描手法，刻畫尋常風景而略帶嫵媚恢詭。上文劉塤所舉《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是韓詩絕句中最有名的一首，前半寫景精工細膩，后半再以議論摹景，益覺境豁意深，這實際已開那種既新警工巧又含蓄委婉的宋詩絕句之先河。王安石晚年也多工巧精致的景物詩，這些作品觀察細致、修辭巧妙、意境清新，藝術上與韓愈有異曲同工之妙。葉夢得云：“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20)葉文所舉即安石七絕《北山》：“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滟滟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作品一方面有“舒閑容與之態”，顯出復歸唐風的傾向；另一面又“字字細考之，若經隱括權衡”，看出新奇工巧的宋詩風貌，故和韓愈絕句在藝術上有內在的相通處。再看一些作品：

　　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南浦》）

　　染云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染云》）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北陂杏花》）

　　這幾首詩以工巧精致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勾畫出一派閑淡秀雅的自然景致，與韓愈的《秋懷》、《南溪始泛》等作品面貌雖殊而神骨暗合。

　　陳延杰說：“荊公定林后詩意幽婉，脫去流俗，非少作可比。猶韓文公貶潮州后之作亦妙絕矣！境遇成就詩人，豈小也哉！”(21)可見王安石后期依然學韓，只是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人事經歷的變遷，王安石和后期的韓愈一樣，都認識到早年戛戛獨造的詩在藝術、情韻上還是有所欠缺的，于是就致力于修補，顯現出一種復歸唐調的變化。需要辨明的是，所謂復歸，并非真的回歸盛唐，而是表現為經過人工錘煉后的深婉閑淡的藝術風貌。這與盛唐詩還是有微妙差異的。概而言之，后期的王安石主要借鑒了韓愈律詩絕句的風格意趣，表現在對其精神特質的領悟、化用上。

　　二

　　從王安石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可以看出王詩、韓詩之間的淵源關系，說明王安石研習韓詩經歷了一個由近而遠、由淺而深的逐漸推進過程。需要說明的是，論述一個作家在創作中接受前代詩人的影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詩歌藝術上的“精神交通”往往很玄妙，在可言與不可言之間，極難用語言精確表達出來。相對而言，最基礎、最具說服力的辦法莫過于將兩位詩人的集子比照而讀，爬梳出兩人在語句、典故、章法等方面的相似之處。錢鍾書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22)關于王安石對韓詩的研習、摹仿、借鑒、化用，錢鍾書《談藝錄》十八“荊公用昌黎詩”條辨之甚詳。錢先生認為王詩師韓有偷語、偷意、偷勢以及善用語助幾種途徑。“偷語”與“偷意”意思略近，是指對韓詩語詞、譬喻、典故等的模擬，試舉例見表1：

　　表1

　　前三例王詩在異于韓詩的情境下化用了其詩語詞、比喻；第四例王詩把韓文掰碎了散在詩里；最后王詩反用韓詩句意。類似例證甚多。“偷勢”指王詩模擬韓詩之句式、章法，如《和文淑湓浦見寄》之“發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本于昌黎《次鄧州界》之“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后自添花”；《游土山示蔡天啟》之“或皆眼委翳”四句、《用前韻贈葉致遠》之“或撞關以攻”十二句，全套昌黎《南山》詩“爛漫推眾皺”一段格調。

　　與歐陽修學韓重鋪敘、筆力略有不同，王安石接受、研習韓詩的最顯著特征在“以文為詩”的法度技藝。錢鍾書《談藝錄》十八獨拈“以文為詩”之一端“善用語助”加以詳論。作詩用語助，可以造成詩句轉折頓挫、疏密有間的散文化藝術效果。前人對此認識得很深刻：“宋人實有以文為詩者，于其用虛詞作轉關提頓及排直敘事處，注目便知。”(23)王安石古體詩運用語助就非常普遍，錢錘書說：“荊公五七古善用語助，有以文為詩、渾灝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傳。”錢先生旁征博引，舉了漢魏以來古詩用語助虛字的成功范例，而這其中韓愈獨能“薈萃諸家句法之長”，“神通大力，充類至盡，窮態極妍”（《談藝錄》十八）。錢文特別指出韓愈善用“而”、“而我”，諸如《苦寒》之“而我于此時，思覺何由治”、《食曲河驛》之“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祖席》之“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等例，在藝術效果上都有“轉巨石、挽狂瀾之力”。而王安石于此點也尤為精通，像《邀望之過》：“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車載板》：“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送張拱微》：“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等，錢先生以為“觀此諸例，則宗風斷可識矣”。詩用虛字，確有技巧。明人李東陽云：“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24)

　　王安石確實是會學、善學、巧學的聰明人。他學韓愈，有時可以讓人看不出一點痕跡，這就是天賦和功力的問題了。清人延君壽舉例：

　　昌黎詠雪云：“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旙旗。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啟途，從以萬玉妃。”極形容之妙。王荊公詠雪云：“滔天有凍浪，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挾富，委翳等辭寵。穿幽偶相重，值險輒孤聳。”又“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隴。分才一毛輕，聚或千鈞重。飛揚窺已眩，摧壓聽還兇。漁舟平系舷，樵  沒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途壅。爭光姮娥妒，失色羲和恐”。又作一樣形容，不蹈韓之一字。壯夫斬將搴旗，各有能手，斯為大家。(25)

　　所舉的韓詩是《辛卯年雪》，王詩為《和吳沖卿雪》和《和沖卿雪詩并示持國》。雪在萬事萬物中最難描摹，但越是困難，大詩人越要爭奇斗勝。韓詩頗有思致，巧于妝點，但細味卻有萬鈞之力。王詩字面雖無一句似韓，但那種無句不奇、力大如山的氣格，實韓詩之嫡傳。

　　通過文本分析可以看出，王安石對韓詩下過極深的功夫，韓詩是王詩的重要藝術淵源之一。其實，王安石學韓的這些方面可用“以文為詩”來總萃之。韓愈詩歌的主要藝術特征即為“以文為詩”，而王安石注重學習的地方正在于此，只不過他的學習借鑒是創造性的，他之研習韓詩主要還是為自家詩的獨創新意奠定基礎。請看王安石的《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為波濤。其巔冥冥不可見，崖岸斗絕悲猿猱。赤楓青櫟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陽臺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以云為衣月為褚，乘光服暗無留阻。昆侖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萊多伴侶。塊獨守此嗟何求，況乃低回夢中語。

　　《巫山高》雖說是樂府舊題，但讀王詩卻令人聯想到歐陽修的《廬山高》。的確，為王詩作注的李壁就說：“公此詩體制頗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杰作。”(26)王安石自言愛葛蘊詩的飄逸風格，但細讀并不能體會出多少飄逸的味道。陳衍評云：

　　三四兩句，橫絕一世，何減“嵚崎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為詩”者。海于天地間，為物最巨，猶詞費矣。“山鬼”于各詩辭中，三次見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驚人語。(27)

　　試析之。陳衍極力稱道三四句，并引左思《吳都賦》里的兩句加以比較，指出特色就在能“以文為詩”。句中的虛字“于”、“亦”對舉，而“實至險”、“為波濤”純系描述性的散文句子，合起來非常整飭流轉，讓詩有一種驅駕氣勢、飛流直下的風概，這正是王安石“以文為詩”的佳例。以巫山巫峽為題材，不能不寫巫峽之高峻兇險與神女之朝云暮雨，此本題中應有之義。王安石寫來得心應手，造語瑰奇新穎，意脈紆徐卓犖。此詩之風格與其說飄逸，不如說奇詭。不知王安石作此詩是否有與歐陽修暗暗較勁的意思，筆者認為王詩高出歐詩之上，堪稱佳作。

　　夏敬觀《說韓》云：“宋人學退之詩者，以王荊公為最。王逢原長篇亦有其筆。歐陽永叔、梅圣俞亦頗效之。諸公皆有變化，不若荊公之專一也。”(28)王令才高命短，姑不論；歐、梅學韓到后期皆有大變化；比較而言，倒是王安石終生悉心學韓，從前期的戛戛獨造到后期的追求情韻，韓愈對其詩學道路的影響是貫徹始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