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3年（829）3月，58歲的白居易請假百日，罷刑部侍郎，4月到達洛陽。從此閑居了17年4個月，度過了他那漫長而頹唐放蕩的晚年。

　　白居易把他人生的這一章節稱為“中隱”。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然而進亦憂，退亦憂，進則光榮荊棘路，退則無盡深淵崖。無論是居廟堂濟天下憂天下之憂，還是居南山采菊不知今夕是何年，都無法使他得到真正的心靈滿足。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天生的倫理與性情，都與官僚體系格格不入。既不肯折腰，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走上自我放逐之路。原以為自己能“奉儒守官”，可最后結局卻往往還是“仰頭大笑出門去”，這大笑，漸漸變成了苦笑。

　　他在67歲老頹之時，還寫道“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每過三幾年就嫌侍妾老丑，而要換掉一批。他游離于社會默認的傳統與準則如此之遠，自然遭到了許多非議。人們只批評他大宴友人、人前歡樂的一面，卻往往忽略了他獨上西樓、灰暗而苦澀的形象。白居易晚年的詩歌里，我最喜歡的一首叫做《西樓獨立》：身著白衣頭似雪，時時醉立小樓中。路人回顧應相怪，十一年來見此翁。

　　我寧愿把晚年的白居易，類比晚年的卡薩諾瓦———那個著名的情圣。他們年輕時都云游四方，聲名顯赫。晚年卻困怠于狹小園林中，肉體和心靈都無法突圍。人生巨大的落差像是萬丈深淵上的瀑布，從驚濤駭浪一下子跌入一潭死水，于是年輕時的記憶成了生命的唯一養料。他們一遍遍地追憶，一遍遍吟詠，一遍遍往回憶中加入香料、胡椒粉、辣椒、肉汁等刺激的調味品，一遍遍咂摸這些已經不屬于自己的回憶，可那腐朽且漸漸老去的肉身，卻已經無處可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