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石嘴山市社會福利院原院長陸平昌同志一個很沉重的情，欠得時間太長，聯想不久前發生的袁厲害事件，以至每每難以平靜。

　　1997年，我在寧夏太西活性炭廠任職。2月中旬的一天，辦公室馮主任到我辦公室對我說：“看來咱們的車得給石嘴山社會福利院用兩天了”。據我所知廠里與社會福利院并無業務往來，問什么理由。

　　老馮對我講，廠里有一名職工的妻子，1981年12月產下一個男孩取名晁亮，不幸的是這孩子先天性殘疾，在醫學上稱：“先天性雙足馬蹄撐內翻，馬尾神經損傷，先天性尿失禁".因為父親收入不高，沒工作的母親為攢錢給孩子治病，開始做起撿破爛賣錢的生計。1982年冬季晁亮不滿2歲時，母親沿鐵路撿煤時被火車撞亡。此后由父親帶領漸漸長大，因為殘疾走路需借助拐杖，不想1990年父親因觸犯法律領刑10年，時年9 歲的晁亮一下子淪為殘疾孤兒。

　　為使他生活有著，廠里在代養小晁亮的同時向民政部門求助，1991年2用13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區民政局與寧夏太西活性炭廠簽訂了《關于晁亮入市福利院收養有關問題的協議》。主要內容是：太西 活性炭廠按寧民發(86)6號文件規定每用負擔生活費32，5元，每年1月和7月交付，不足部分由民政部門負擔。孩子成人后就業，太西活性炭廠負責安置，勞動指標，由太西活性廠和民政部門共同出 面申請解決。有關家產，因市福利院無法保管，由太西活性炭廠與晁亮的父親協商處理。 1991年2月14日，是農歷大年三十，午后冒著天上飄下的雪花，老馮用自行車把晁亮送到石嘴山社會福利院，一進去，福利院便為晁亮洗了澡里外換上了新衣服，吃上了熱騰騰的餃子，10歲的晁亮就在這個除舊迊新的日子開始了在石嘴山社會福利院6 年的生活。

　　老馮對我講，福利院的經濟狀況比較拮據，這些年沒有開口向廠里求過什么，慚愧的是我們有時還欠晁亮的生活費，人家偶爾來要錢，我們個別人愛搭不理的，說福利院就差這幾個錢，把來人晾在走廊里。這次是晁亮死了，人家用車要去監獄通知晁亮的父親，然后再去銀川火化。我聽后震驚難過，還為來廠一年多了竟然不知此事而慚愧，更為福利院的所做而感動，并生出了去福利院看看的想法。

　　當年的福利院遠非現在可比，在大武口區西郊的荒涼戈壁中顯得有些孤單。在這里我見到了時年57歲的陸平昌院長和37歲的服務股長鄭新鳳女士，他們向我介紹了晁亮在這里生活時的點滴，讓我走入了公益人和慈善工作者的內心，體會到了他們的不易。

　　晁亮到福利院首先面臨的就是上學，經多方奔走，被安排到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學入讀。可是孩子先天性尿失禁，夏天褲子濕漉漉，冬天外面凍得硬邦邦，孩子受罪，其他同學也有意見，給學校管理增加不少困難。鄭新鳳冥思很久，每天在晁亮上學前，拿一個避孕套綁在孩子雞雞上，前面與一個輸液袋連接綁在孩子腳碗上面，輸液袋可以拆卸，尿液積滿孩子可去廁所倒掉。

　　晁亮好奇，看到同學有個半導體收音機心里喜歡，便偷偷拿走了。老師懷疑是晁亮干的，通知福利院來人商量孩子的管教之事。鄭新鳳問晁亮，晁亮堅決否認。鄭新鳳信以為真，便與老師理論起來：憑啥說是我們孩子干的?可畢竟心里不踏實，放學時悄悄跟在晁亮身后，在福利院附近的一處工地，晁亮停下四處看看，從一塊水泥板下拿出半導體收音機聽起來。鄭新鳳只能面紅耳赤地向老師道歉。

　　盡管采取了種種辦法，但是晁亮的情況實在對班級衛生有影響，學生家長意見很太，讀到四年級無奈休學，由福利院專人輔導學習。院里每年帶晁亮看他父親兩次，讓他父親了解孩子的狀況安心服刑。

　　在福利院我見到了晁亮生前與老人們下棋的照片，一個很陽光帥氣的孩子。陸院長和鄭新鳳介紹說，晁亮很聰明懂事，能主動承擔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嗓音不錯，每次集體活動都少不了他的歌聲。附近的小學有時組織學生到福利院慰問聯歡，晁亮一副鄭智化的模樣登場，一首飽含深情的《世上只有媽媽好》，常常把同齡的健康孩子們聽得淚流滿面。

　　1996年，晁亮迎來了命運里的一次重大轉折，當年5月煤炭總醫院院長帶領專家及主任，到福利院為孤寡老人和孤兒義務體檢，認為晁亮的“雙足馬蹄內翻”可以做矯形手術治愈，對于晁亮這無 疑是個福音。福利院方面感到非常振奮，多次向民政部門申請手術經費獲得批準。

　　9月16日晁亮入住到煤炭總院外二科，經過周密準備，10月22日經長達5個半小時的手術，左足矯形成功，97年1月21日取下石膏 ，正準備接著做右足矯形手術，不久便可完全甩掉拐杖時，1月25日晁亮因疑似病毒性痢疾入院治療，后診斷為血液病，救治無效2月17日在煤炭總院病逝。福利院為他舉行了追悼會。陸院長親自為他做了悼詞，并護送到銀川火化。為晁亮自由行走的種種努力歸于遺恨。

　　看到陸院長和鄭新鳳女士心情沉重，我將話題有意識地往社會對他們的關注上引。他們說起了一些企業和學校對社會福利事業的支持與奉獻，提起一位大娘把幾百塊錢放在門房，沒留姓名轉身離開，他們趕到大門時已不見人影了。他們也同樣飽嘗過冷漠，按協議有些單位需定期向福利院交費用，但不按時交，去人要的時候態度非常不好。說到所受到的不解甚至屈辱，他們不約而同地把臉轉向窗外久久地凝望，

　　我知道他們在強忍淚水流落。意識到話題還是太過沉重，我提出到外面走走。于是我見到了在這里生活的孤寡老人和孩子，見到了他們為改善院民生活條件種植的菜地果木，見到了他們飼養的豬羊，還有冬季用來貯存菜的菜窖。被他們的艱辛而真摯的付出所觸動，我產生了試著將晁亮在福利院生活情況寫出來的想法，試圖通過媒體引起人們對社會福利事業的更多關注。陸院長贊同我的想法并有所期待。

　　不想當我將寫就的文字給報社一位記者朋友看時，得到的回答是：”這孩子不能讓他死啊，稍稍變一下，寫這孩子還活著，效果會相當不錯。“天哪!我哪里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何況這不是事實。

　　我不愿做罷，兩個月后輾轉找到省報的一個知名記者。這次我沒帶寫的文字，而是帶著感情把晁亮的故事敘述了一遍。她嘆息一聲：”這孩子要是活著就好了，現在沒什么價值了。“看來我與新聞人的價值 觀無法對接，不明白他們為何對疾苦和情感如此理智,習慣為成功嘔歌，不屑為悲壯的失敗喝彩。可是我如何回復陸院長的期待，他們真得太渴望關注了。說謊不可能，那 會讓陸院長所不恥。實話實說，又不知給他們帶來何種刺痛。于是選擇了回避，而且回避了16年。

　　內心惟一可回告陸院長的是，2000年，晁亮的父親服刑期滿，廠里給這個已年近六旬的孤寡人安排了住處和必須的生活用品，為他臨時安排了他能做的工作，讓他渡過了出獄初期的艱難，這不 能不說是受到陸院長和他的同事們感動所至。 2001年我工作調動離開了那個廠，一天下午在朝陽東街的一個路口，聽到有人喊：“劉書記你還好嗎?”循聲一看是晁亮的父親，身體健壯氣色很好，正騎三輪車為人拉貨。攀談中得知他已能自食其力，我勸他找個老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幸福的憧憬溢于言表。同樣是受16年前那次難忘的印象所感，自那以后我也加入了慈善行列，近幾年兒子也參加了進來，盡我們的力所能及。

　　當年陸院長與我們廠的馮迎池同志閑談時曾說，原來身體不是太好，到福利院工作之后雖然苦與累，身體比以前好多了，認為是做善事所致。這我相信，好人好報，真得相信!否則上蒼何以昭彰人世間的善良與正義 。 “陸兄，您現在好嗎?請原諒我當年的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