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語文課本上有道題：魯迅先生寫過我的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這句話反映了魯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個朋友叫老羅，當年念到這兒就退學了，他說：我怎么知道魯迅先生寫第二自然段時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還有個標準答案。

　　我另一個朋友馮唐，找了一個黑店，那兒賣教師參考用書，黃皮兒的。那書不應該讓學生有，但他能花錢買著，書中寫著標準答案這句話代表了魯迅先生在敵占區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看，只有馮唐同學一個人答對了。

　　老羅和馮唐把背標準答案的時間省下來，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歡的事。我屬于第三種，沒辦法脫離又沒勇氣反抗。課堂上安分守己，一聲不出，但什么也聽不進去，低頭在紙上亂寫亂畫，考試時對魯迅先生瞎揣摩一氣，卷子上打著紅叉發下來。

　　時間長了，被動消極，每天最后一個到學校，第一個走。

　　那時候山西的小縣城還一片僵凍，離開學校無處可去，沒有公交車，沒有店鋪，沒有大排檔，沒有書報亭。有一個紅星電影院，但只有在學校組織看愛國電影時才能進。這里算全城的文娛中心，幾個老人坐著小馬扎在電影院門口曬太陽，懷里摟著小孩兒。沒有貓狗這樣的寵物，小孩拿根繩牽著田鼠走來走去，它用后腳站著，前腳端著干饅頭吃。電影院門口擺著兩個開裂的臺球案子，五毛錢打一個小時，有幾個小混混，嘴角斜叼著煙，嗆得瞇起眼，冷風里猴著身子打球，軍大衣領子尖豎著，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們追逐女生時粗糙又兇狠，毫無浪漫之感。

　　除了這些閑人，大家都待在單位這個形容流水線上產品的數量詞，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輟學，受盡動蕩之苦，覺得進不了單位就會變成殘次品似的讓人恐懼。他們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的財務會計專業，畢業分配進鐵路局。鄰居們都說這工作好，不用風吹雨淋，只要算盤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藍袖套，穩穩當當一輩子，還能坐火車不花錢。為了能讓我這樣生活，父母以他們的方式保護我課外書是閑書，不能看；晚飯時可以看全國統一轉播的新聞節目，因為里面可能會有考試內容，在我看來，這還不如看新華字典有意思起碼有些漢字長得挺好看的。我吃飯舉著工具書看，遭到了表揚，我媽讓我妹向我學習。

　　我對這種生活沒什么情緒，因為即便給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時，我媽買了一臺紅燈牌收錄機讓我學英語。短波能收到臺灣電臺，家里沒人的時候，我就守著聽亞洲之聲中廣流行網。主持人吳瑞文、謝德莎、沈琬、林賢正、李麗芬、陳樂融我不知道這些名字我寫得對不對，但隔了二十年，寫下每個名字的時候，我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是我的朋友。有一期節目，沈琬說一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關心永遠在》，她說：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在哪里。說的時候她哭了。

　　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她說得也沒什么出奇，尋常情理，但打動了我，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

　　我第一次想到，原來一個職業可以是這樣的。原來，傳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鐵道學院財務會計專業，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動的事到湖南省電臺去找工作。領導把我打發走了，因為要當主持人必須學過播音，由國家分配。回到學校，我用磁帶錄制了一期節目，名字抄襲陳樂融的《另一種聲音》，又去了電臺，一個叫尚能的主持人聽了五分鐘，說：今天晚上在我節目里播。他沒去征求領導同意，就這么做了。

　　就這樣，我進入了傳播行業，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