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我從香港浸會大學畢業,出了新書,之后被拉去全國簽售一圈。那種累不是膂力的累,是心累,感覺像被人牽著當戲看。心像一個想飛的熱氣球,吊籃里卻掛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飛不起來,覺得脹得快要破掉了,一看,卻還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著。每天四肢冰冷,冷得顫抖——我真是覺得素來沒有閱歷過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時候都只穿單褲出門的人。那會兒生活空蕩蕩的,喊一聲都有覆信。大雪天一個人騎車去游泳,泳池浮著薄冰,咬著牙扎進冰水里去,那味道兒,真暢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東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個。我一時間找不到事做,抑郁癥復發,重得沒法跟別人說。天天聚精會神地想死的事件,沒人懂得。我自己也不理解:既沒缺胳膊少腿又沒餓著凍著,抑郁什么?比比非洲難民,好心思嗎?
老媽看出來了,膽大妄為地拿崔永元的業績激勵我,說:“你看人家崔老師抑郁了,就休息,出來做《我的抗戰》,一個人逛逛長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嗎?”我苦著臉說:“他是誰啊,我要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老媽說:“你這么想就錯誤了啊!別人還會說,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閑得發窘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該做什么。想過做雜志,但做雜志的人太多了,全都相同,再做也沒有意義;寫東西吧,那會兒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青黃不接吧——年少時什么都敢寫的勁兒過去了,該成熟的又沒熟透,所謂瓶頸期吧,什么都寫不出來。
做什么好呢,就這么漂著嗎?流浪之所以讓人愛慕,那是由于你只見到了漂上去的,沒見過沉下去的:后者才是大多數。什么事兒都是聽上去很美,到了實處,要拿膽子來談話——心里掂了掂分量,這膽子我還真不。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有一般人的生活吧,于是,我開端夢寐以求一份穩固的工作。我感到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別人據說我要找工作,都問我:“你還找工作?你不好好寫貨色,找什么工作?”權且只能走本人的路,讓別人說去了。
每天在網上刷啊刷,終于看到一個應聘新聞,我破馬把簡歷遞過去。體系內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沒爹,娘也沒得拼,但仍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著彎兒地接洽上那個書記。后來聽說,我媽媽一個友人的朋友的親戚的孩子,去年給硬塞進那個單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產的,不差錢,花了二三十萬吧。
逝世馬當活馬醫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心里又悲壯又悲涼。我跟我媽就拿著簡歷,花血本買了兩瓶酒,再磋商半天,有點疼愛地塞了一個紅包在里面,跑了400公里長途,去攔那個書記。好不輕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書記家樓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來了。我遠遠看著母親巴結著臉從前,遞上我的簡歷和酒,書記不耐心地揮了揮手,不理睬,沒說兩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原來就陰冷,我心酸得淚都快掉下來。
當天咱們往老家趕,一路上走高速公路,老媽一路對我說風涼話,把我寫東西得來的那點可憐的自負給踩得烏煙瘴氣:“出了你們那個圈兒,你就什么都不是——說白了,就算在那個圈兒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別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矯揉造作、矯揉做作……”有時候,親人的狠話最傷人,我一路上淚流滿面,小小年事心如死灰的感到竟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點,我累極了,一臉淚痕,臉面緊繃發痛。我什么都沒說,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時候,掀開被子,翻開床頭柜上的臺燈——在一束燈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塵。黑暗中,灰塵什么的沒人看得見;燈光下,你才看得到,本來有這么多灰塵。
那個霎時我忽然想,如果說寫作還有什么意思的話,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盞燈,照亮了你底本看不見的灰塵。它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飄動,包含你我。如果不是因為一篇文章、一本書,你可能不會知道有怎么樣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樣的一個世界中。
后來,那份工作的事兒,反正也找不到“后門”,就從“前門”走吧:硬著頭皮口試,問什么答什么,講了半小時。)陰差陽錯地,他們說我英文很好,錄用了。
就這樣,我也盤算去生活了。
工作一年多,抑郁癥匆匆好了。又開始認為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假如當初就著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現在很安閑?春花秋月,在杏花下飲酒?環游世界?哪像當初這樣,忙得仰面朝天。
原來不光是選老婆,生活也是紅玫瑰白玫瑰:夢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從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沒了就曉得了。
生活像一臺榨汁機。沒時間寫作,沒時光思考,生涯不是要么豪情四射,要么月下花前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樣,被堵在高低班頂峰的路上,呼吸著汽車的尾氣,連夢都累得沒法兒做了。要人人都去“喂馬、劈柴,環游世界”,GDP誰來奉獻?
沒低到塵埃里的種子,是開不出花的。
本文來源:http://www.nvnqwx.com/wenxue/gushihui/7915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