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頭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沒有邊際。玻璃后面好像是另一個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向下觀望，就像坐觀光電梯，里面人來人往。人們一律穿著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行色匆匆。

　　我不記得我哭喊了些什么，總之我是沖著玻璃拼命地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從里面走出來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我上幼兒園的時候一樣，他胳肢我、捏我，跟我說：“你別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這兒來找我，到這兒就能看見我。”

　　我醒了。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么清晰的夢，夢里的情景清楚極了，身上甚至有剛剛被他捏過的感覺。是啊，這么長時間沒見面了，真想他。

　　我們兄妹年齡相差十二歲多，按照屬相應該算是十三歲。在我剛開始的記憶中他就已經是個大人了。那時，他快念完初中了，因為“文革”學校不上課，他過得很逍遙。有時媽媽忙，他就去幼兒園接我。我們住在北京林業學院的宿舍，那時候操場上經常放電影，他想看，我也吵著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疊椅，一只手抱著我去操場。因為我那時太小，看不太懂電影，經常看到一半就鬧著要回家，他只好無奈地抱我回家。為此很多年以后他還經常提起，說我耽誤了他看多少好電影。

　　還記得他插隊走的那天，我和媽媽去學校送他。我那時五歲多，看到滿街的大紅標語，學校里鑼鼓喧天、彩旗飄舞，還很興奮，根本沒注意到媽媽眼里含著淚水。他和同學們一起走了，我和媽媽回到家，這時我才猛然看到媽媽已經是淚流滿面了，我也意識到要有好長一段時間見不到他了，于是趕緊跟著媽媽一起哭。過了不久，我們也被下放，要去云南了，媽媽寫信給他，他從陜北回來和我們一起去云南。記得我們在昆明玩了幾天，他就要返回陜北，我當時一點都不知道將要發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親是回北京看奶奶還是來云南看我們。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放學回來，看見媽媽哭了，我當時沒敢問，晚上媽媽告訴我哥哥病了，我們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哥哥病得多嚴重，但是回北京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誘惑。

　　我們回到北京的家，見了奶奶，鐵橋哥哥當時也在。

　　好像沒過幾天，哥哥就從陜北回來了，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他走路需要一只手扶著墻，走得有點慢，但樣子是高興的，見到我們和鄰居有說有笑。八歲的我以為一切都會好起來。

　　爸爸一邊帶著哥哥到處看病，一邊給我聯系學校。由于我在麗江的學校不正規，戶口又沒落實，學校領導沒有馬上答應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為哥哥是這所學校畢業的特別優秀的學生，這么多年了，學校的老師們都沒忘記他。于是我就插班上了二年級。可是我慢慢發現爸爸越來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寫信跟媽媽說。哥哥的情緒越來越差，病情也不見好轉。我開始擔心了，好像每天都懸著一顆心，老覺得要有什么不幸發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來越費勁了，他動不動就發脾氣。看見他把雞蛋羹一下扔向屋頂，把床單撕成一條一條，我嚇得已經不會哭了，只是大氣不出地看著，盼著這一天趕緊過去，可是又怕明天還會發生什么。我親眼看見他把一整瓶藥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滾，看見他一把摸向電源，全院電燈瞬間熄滅。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懼和絕望。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但有時候哥哥的情緒會變得很好，也許是暫時忘了病，他會高興地和我玩兒，使勁地捏我、胳肢我，講鬼故事嚇我。我們倆一起在床上打滾，我夸張地叫喚。只有這時候，爸爸和奶奶才會露出笑臉。不久，哥哥住進了友誼醫院。

　　哥哥在友誼醫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醫生、護士們都成了好朋友。我經常看見醫院的走廊里掛著漂亮的黑板報，他們說那是哥哥寫的；有時候哥哥又會拿來一本油印的醫書，那是用他坐在病床上一筆一畫刻的蠟版印成的。醫生、護士每次見我們都夸他，也會惋惜命運對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記得他是扶著墻走進了醫院，一年多后，是朋友們背著、抬著他回到了家。

　　出院后的第一輛輪椅，是爸爸和鄰居朱二哥一起設計、找材料，再拿著各種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組裝而成的。有了它，哥哥就可以從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出來，在院子里自由活動。他的第一輛手搖的三輪輪椅，是他的同學們湊錢買了送給他的，他搖著它去過好多地方，包括天壇。

　　在這期間他看了好多書，還自學了英語，后來又到街道工廠去干活。我去過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廠，他管它叫小作坊。幾間低矮的小平房，十幾個大爺大媽每天在這里往一些舊家具上畫山水、仕女。仕女的臉美不美，關鍵要看哥哥怎么畫——他負責畫臉，用他們的行話叫開眉眼。有時候，他搖著輪椅從工廠下班回來，會神秘地沖我伸過來一個拳頭：“猜，是什么？”然后還沒等我回答就張開手——是五塊錢，是他領到工資給我的零花錢。

　　那時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會擠滿他的同學，他們聊天、唱歌、爭論，熱鬧極了。這時候我總是坐在一邊聽著，覺得他們真了不起，崇拜他們什么都知道。我還經常翻看他的書，他那里老有好多書，是他的同學或朋友們帶來的。后來我發現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寫東西，他不說，開始也不讓我看，但我知道他開始寫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寫成。

　　那些年文化和娛樂活動很少，所以看電影成了人們期盼的事。交道口電影院離我家不遠，有時，我會花幾毛錢買兩張電影票，然后他搖著輪椅，我在旁邊跟著。他把輪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輪椅上看，看完我們一路聊著電影的內容回家。那段時間，我和哥哥經常交流，他心平氣和地給我講了好多事。

　　有一陣兒，他嘗試著給一個工藝美術廠畫彩蛋，我負責把鴨蛋抽成空殼。后來，媽媽為了讓他開闊眼界，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我們倆一起興奮地跟著電視學英語，看《動物世界》。他最愛看體育節目，我也不懂裝懂地跟著看。

　　可是老天爺并沒有饒過我們，我后來才慢慢體會到了媽媽心里承受著怎樣的痛苦。哥哥的病雖然暫時平穩，但終身殘疾是肯定的了。作為母親，她要時時擔憂兒子的將來，擔憂他的生活和幸福。媽媽是請事假回來的，云南的單位早就停發了她的工資，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確實離不開她，當時她的心里承受著怎樣的煎熬啊！本來就體弱多病的她身體每況愈下，終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197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她突然開始大口吐血，爸爸和鄰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輪椅上，送去醫院，她住進了重癥病房。我去看她，她讓我別害怕，囑咐我照顧好哥哥，說她做個手術就好了。手術做完了，她一直昏迷。大家想盡一切辦法，可是情況越來越糟。不到十四歲的我，守在媽媽身邊，看著她艱難地呼吸著，我感到那么無助。當她在昏迷中痛苦呻吟、大聲叫喊的時候，我嚇得渾身發抖，躲到隔壁衛生間里打開水龍頭，讓流水的聲音壓過媽媽痛苦的叫聲。終于，媽媽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們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著哥哥去見了媽媽最后一面。

　　我居然沒有哭，我不知道怎么辦，哭不出來，整個人都傻了，隱約覺得這回這個家的天真塌了。送走媽媽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腦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機械地做著該做的事。如果能夠就這樣慢慢忘記痛苦該多好！可是我沒料到，痛苦會慢慢地又如此強烈地向我們三個人壓過來，讓我們好幾年都緩不過氣來。

　　我不知道怎樣描述我們三人當時的境況，我們表面上還像往常一樣，忙著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廠去干活，業余時間仍在寫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來料理家務。我上中學。學校離家很近，中午放學回家，鄰居朱大姐一家已經幫助哥哥進了門。我要么熱一熱爸爸早晨做好的飯，要么就和哥哥一起搗鼓點吃的，然后再去學校。我們就這樣一天天地過著看似平靜的日子，但我知道，我們的心里都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對媽媽越來越強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們的心撕扯得支離破碎。

　　哥哥那么年輕就廢了雙腿，未來一片迷茫，偏偏他從小就優秀而要強。直到我也做了母親，才真正體會到媽媽面對這樣一個殘疾的兒子，心里要承受怎樣的痛苦。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說的，上帝看媽媽實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媽媽在天堂一定是個幸福的人。

　　媽媽走后不久，我們搬離了前永康的小院，住進了雍和宮大街26號的兩間平房。在這里，哥哥的作品開始發表了。那時候家里經常會來好多人，有哥哥的同學——恢復高考后，他們大多考上了大學，還有文學圈里的作家、編輯。他們經常把哥哥的小屋擠得滿滿的。他們談文學、談時事、談大學里的所見所聞，也談對將來的想象。這段時間，家里總會有好多的文學書籍和期刊，我拼命地看，愛看極了，心里對文學充滿了向往。也是在這段時間，哥哥的同學孫立哲因為受到“四人幫”牽連，也因為身體突發急病，身心備受打擊，不愿意自己在家。他索性搬到我們家，我們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樣。

　　記得那時候，我每天放學回家，爸爸一般還沒回來，立哲哥哥已經在做飯了，我趕緊幫忙。他特會指使我，我忙來忙去地跟著他轉，最后飯還是算他做的。不過他也挺有本事，有時候不知從哪弄來一條魚，過幾天又弄來一只鴨。基本上是哥哥憑著想象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動手。不管味道如何，我們都吃得香極了。也有的時候，他們倆情緒都不高，躺在床上長吁短嘆，后來我越發理解了他們當時的無奈。周圍的同齡人都上大學或工作了，可他倆卻因身患疾病，前途迷茫。盡管這樣，他們都沒放棄自己想要做的事兒，哥哥一直堅持寫作，立哲哥哥一邊在火爐上熬著藥，一邊趴在床上看著厚厚的醫書，準備參加研究生考試。

　　哥哥后來成為那么多人喜愛的作家，寫出了那么多優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會忘記我們一起度過的那段艱難的日子。他也許會和我一樣有個永恒的夢，但我愿那夢不再是痛苦的，愿我們還能在夢里相見。

　　記得很多年以前，我們一起閑聊時就經常談到生死的話題。我常常問：“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沒有了嗎？”他說：“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會想個辦法告訴你。”我現在會常常想起他的這些話，會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訴他：我去給父母掃墓了，清明的時候我們去地壇了。參加完小水的畢業典禮，我告訴他：小水畢業了，開學就要讀研了……我知道他也會用他的方式告訴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們用我們特有的方式交流著，許多話不用說，但都能懂。天上、人間，相距并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