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書的“癡氣”書本里灌注不下，還洋溢出來。我們在牛津時，他午睡，我臨帖，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蘸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盡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胡子，聊以過癮。回國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不敢再畫。

　　淪陷在上海的時候，他多余的“癡氣”往往發泄在叔父的小兒小女、孫兒孫女和自己女兒阿圓身上。這一串孩子挨肩兒都相差兩歲，常在一起玩兒。有些語言在“不文明”或“臭”的邊緣上，他們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鐘書變著法兒，或作手勢，或用切口，誘他們說出來，就賴他們說“壞話”。于是一群孩子圍著他吵呀，打呀，鬧個沒完。他雖然挨了圍攻，還儼然以勝利者自居。他逗女兒玩兒，每天臨睡在她的被窩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臺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東西一一取出。鐘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兒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鐘書百玩不厭。

　　他對女兒說，《圍城》里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為真，卻也并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里，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鐘書告訴阿圓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圓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鐘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戲。后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鐘書的“癡氣”也怪別致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么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解放后，我們在清華養過一只很聰明的貓。小貓初次上樹，不敢下來，鐘書設法把它救下。小貓下來后，用爪子輕輕軟軟地在鐘書腕上一搭，表示感謝。我們常愛引用西方諺語：“地獄里盡是不知感激的人。”小貓知恩，鐘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鐘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里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緊鄰林微女士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鐘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的面，那么，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