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過去了，亨利·杜南發起的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已經成為世界人類意識的一部分，它在幾代人手中傳承下來，并未被戰爭和災難阻斷。但是，戰爭和災難也從來沒有因為那些“高尚的人的美好愿望”從人類歷史中退出，哪怕是減少一點。杜南偉大的設想，讓這個世界改變了多少，又將能夠改變多少？從索爾費里諾戰役和杜南身上追溯這一設想的歷史建構，也許可以給我們一種解讀。

　　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博物館，我被一面寫滿文字的墻吸引。從左而右，每個年份下面都記錄著當年世界發生的重大武裝沖突和自然災難，幾近環繞了整層圓形展廳。入口處的1859年是起點，亨利·杜南在《索爾費里諾回憶錄》里寫到的那場戰役距今正好150年。截點在20世紀90年代，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解釋說，后面的空白只是暫時的，因為所有發生過的戰爭和災難經過一個專家委員會進行程度評估以后，才能決定是否永久記錄到這面墻上，這種評估需要大約20年時間跟蹤比較。

　　即便標準嚴格，目前可見的每一個年份下，戰爭和災難也都是長長一串，白墻黑字肅然壓迫著它面前的觀看者。那一瞬間我感到挫敗和絕望，腦子里驀然跳出梁漱溟先生一本談話錄的書名——《這個世界會好嗎》

　　“第一反應是行動，是幫助”

　　1862年7月，60歲的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在流放中寫完他的《悲慘世界》，出版后洛陽紙貴，主人公冉阿讓的命運，讓人道主義的悲憫和拯救成為讀者最動容的談資。這年11月，34歲的瑞士公民亨利·杜南也在日內瓦印行了《索爾費里諾回憶錄》。一本記錄個人親歷的小書，4萬多字，講述3年前一場慘酷的戰爭以及后面兩星期里發生的戰場救助。杜南是個商人，沒有出版商會對他寫的這樣一本書感興趣，這一點他早就想到，自己掏錢印了幾十本，寄給朋友，還有他能想到的貴族和王室成員——他覺得，這些擁有地位和影響力的人可能對他希望達成的目標提供幫助。這個年輕商人的設想看起來好像不切實際，也不合他當時無足輕重的身份：他呼吁成立一個能被國際協議保護的傷兵救助委員會，在所有戰爭中維護一定的人道標準，保護生命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