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好學校里的差生樣本。”在北京四中的“校友論壇”上，于丹的演講一開始就如此坦白：“當年，我的記憶也很輝煌，但那是一個差學生在一所好學校，生命如何被成全的記憶。”

　　1980年，于丹初中畢業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1982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師范大學。

　　“上高中之前我是個沉默和內向的孩子，不說話，甚至有點自卑。”于丹說自己不說話是因為沒有說話的環境。在那個特殊年代，父母都被下放，周圍也沒有幼兒園可上，只能和姥姥在家。“我因為孤單而讀書，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誤讀，但是書籍永遠不會背叛。”

　　“我從小偏科，數學從來沒有學好過。高中時代最對不起的是教數學的熊老師，經常被她堵在操場上，領回去補數學。當時文科一個班28個人，綜合成績我從來沒有進過前20名，一直是班里的尾巴。”可是，即使這樣，于丹認為自己的人格和夢想在這里得到了尊重，“這樣的學校不以成績論學生”。

　　她遇到了一群好老師。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國家百廢待興，老師們經歷了各種曲折苦難重新回到了講臺。教于丹的老師中，年齡最長的是外語老師，當年72歲，一頭稀疏的白發；班主任不到60歲，算是年輕的；歷史老師，一頭雪白的頭發，于丹記得他從眼鏡框后面看學生時犀利而慈愛的樣子。

　　那時高考錄取率只有3。5%，把這群學生送進大學是這批優秀老師的目標。于是老師和學生幾乎捆綁在一起。

　　當時高中學生住校，宿舍條件一般，都是平房，10多個學生住在一間屋里。

　　于丹至今記得當年的冬天，每天下午都能看到的一個場景：剛剛做了手術，胃被切除了2/3的教語文課的廖老師，只能吃白開水泡餅干。在晚上學生下自習之前，瘦小的廖老師在寒風里微彎著身體，披著一件黑棉衣，到每個宿舍去把爐子提前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