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的一個深夜，北航北門的柏彥大廈。金山軟件的CEO雷軍需要做一次告別，他也許想過，這是最后一次待在金山的辦公室了。有人記錄了當時情形，“掐滅手中的煙頭，雷軍從辦公室的沙發上站了起來，拎起雙肩背包搭向背上。包比平時沉，他的動作比平時有些遲緩。”

　　那時候的雷軍，已成名多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業的“活化石”。

　　2011年歲末，在卷石天地大廈12層的辦公室內，他似漫不經心地說：“我是1992年1月4號加入，2007年12月24號辭職，總共差了十來天，正好整16年。”

　　2011年7月7日，金山軟件宣布雷軍接替求伯君擔任董事長，求伯君“因為健康原因”將于半年后退休。2007年12月，剛剛上市兩個月的金山發布聲明，雷軍“因為健康原因”辭去公司總裁兼CEO。

　　重回金山后不到一周，雷軍作為創始人的小米科技就揭開了面紗。如何分配精力，雷軍說：“實在沒有辦法拒絕張老板和求老板20年來的情誼。對于金山，只有義不容辭。”

　　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時空變化后的權力更迭，而關乎人心的，寥寥數語，被一帶而過。

　　試想，一個勞模般的CEO，每天平均工作超過16個小時，這種工作習慣堅持了十多年，忽然他離開了，一下子成了退休老干部，離開了原來的舞臺，生活變得萬籟俱寂。

　　重回董事長，對2011年的雷軍來說，似乎只是一個預熱。一個多月后，雷軍歸來，他再次站到了舞臺中央。

　　2011年8月16日，798藝術中心北京會所的舞臺中央，雷軍身著黑色T恤和深藍色牛仔褲，身份是小米科技CEO，他帶著“一款頂級智能手機”，對臺下800多名聽眾講述誕生歷史。場地似乎太小，更多的人席地而坐，現場頗為引人注目的場景是“小米限量版工程機”的預售隊伍，排了100多米。

　　這場新聞發布會，頗像雷軍和小米手機的一場脫口秀，有人覺得這和喬布斯在莫斯康尼會議中心的表演有相當神似的地方，現場有人忍不住喊了起來——“雷布斯”。

　　當天現場播出了一個短片，一幫中國互聯網的風云人物齊聚一堂。樂淘網CEO畢勝、多玩網總裁李學凌、金山網絡CEO傅盛等人，一起摔掉手里的蘋果手機，高呼：“我們要小米！”

　　這是他們給雷軍和小米的禮物。他們都曾接受雷軍的投資，是老友，亦是曾經或者未來的合作伙伴，雷軍更愿意稱他們為“兄弟”。

　　從萬籟俱寂到舞臺中央的喧囂，質疑也罷，詰問也好，對雷軍來說，媒體的連篇累牘只說明了一個信息：我回來了。

　　好學生的懷疑

　　1969年，雷軍出生在湖北仙桃一個教師家庭。他的中學時代，學習的氛圍頗為濃厚，“我們仙桃中學也還挺厲害的。6個班考了17個清華、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華。”一直處于前幾名的雷軍，拿著上清華北大的成績上了武漢大學計算機系。

　　18歲的雷軍進入武漢大學，為了不落后于人，他戒掉了午睡的習慣，把時間分割成以半小時為單位，為自己制定好每半小時的學習計劃。

　　在武大還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對雷軍來說，他在大學的圖書館看到了一本叫《硅谷之火》的書，一本講述喬布斯等人在硅谷發起技術革命的書。至今，提到這本書，雷軍似乎依然熱血沸騰，他甚至可以迅速把那本薄薄的貌不驚人的書放在記者面前。

　　20歲，他用兩年讀完別人4年才能讀完的課程，并包攬學校幾乎所有的獎學金。22歲，與人合著《深入DOS編程》、《深入Windows編程》，成為程序員爭相閱讀的紅寶書，可謂少年成名。雷軍記得很清楚，大學班上百十來號人，他入學的成績是第24名，畢業的時候是第6名。

　　雷軍1992年進入金山公司，6年后出任首席執行官。他延續了大學時的勤奮。原金山高級副總裁王峰回憶，當年雷軍每每在下班之后約他在辦公室談工作，一談就到半夜。16年來，對于雷軍來講，這種勞模式的生活實在是太正常不過。

　　在軟件業，金山被稱為執行作戰能力和行政組織能力都非常強的一家公司，但這說明不了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金山陷入“前有微軟，后有盜版”的窠臼里。以金山為代表的中國軟件公司死扛民族軟件旗幟，雷軍接受的教育讓他篤信：不怕苦，不怕累，人定勝天。

　　雷軍一直活在他這一代人的宿命里，他一直接受這樣一套規范：從好學生到好員工，從好員工到好領導。他從未對這套規劃和體系產生過任何懷疑。在他的帶領下，金山軟件、金山游戲、金山的電子商務，都做到細分領域前幾名，但是，金山依然成不了一流公司，甚至連IPO都要苦戰若干年。

　　比雷軍大5歲的張朝陽，清華畢業后去了麻省理工學院。在異國文化的氛圍中，他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轉變，而不用遍體鱗傷。

　　在決定經商之前，張朝陽早已放棄了諾貝爾物理學家的夢想。他認為諾獎得主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可能看100萬次電視才會出現一次楊振寧的面孔。

　　1996年，張朝陽聽到華裔科學家崔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竟然沒有一絲震動。在他看來，那個社會的傳奇是另外一些人。

　　張朝陽和雷軍心目中的英雄是同一類人。所不同的是，沒有包袱的張朝陽抓住了互聯網浪潮里的一朵浪花，而雷軍則帶著少年的不服輸，在16年的時間里，以為以己之力，能改變一個產業的宿命。結果什么也沒有改變，他心生去意。

　　2007年12月，在記者見面會上，雷軍用深深的一鞠躬紀念自己任職的最后一天。在中層溝通會上，他連續鞠躬三次，才得以平復員工復雜而激動的情緒。雷軍說：“我終于把債還完。”

　　他離開了，思考了大半年，對媒體屢次提到“五點反思”：人欲即天理、順勢而為、廣結善緣、少即是多和顛覆創新。他對自己說，“金山就像是在鹽堿地里種草。為什么不在臺風口放風箏呢？站在臺風口，豬都能飛上天。”

　　然而碎了的信仰，如何重構？僅僅找到風口？

　　幕后4年

　　有人點評雷軍：很執著，但一直沒站在風口上。別人做互聯網的時候，他繼續做軟件，最后軟件業整體不行了。在他一邊做軟件一邊做互聯網的時候，又錯過了互聯網發展的黃金時間，最后還被軟件公司給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