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以提升熱忱，毅力以磨平高山。
梵高的劇變
文森特·梵高27歲那年，不想再當教士、給礦工們傳教了，他決心當個畫家。到他33歲，第一次進了美術學院，但一個月后就退學了。那是1886年，他處于人生低谷：開始當畫家已有六年，離他死去還有四年;此前一年，父親去世令他悲痛欲絕，此時他的畫，恰與他的心情同樣：灰暗，沉郁。那年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雙鞋子，一只翻著》，只有灰黑二色，就像是礦工所穿。
——等一等，文森特·梵高，不是應該如陽光般熾烈、讓斑斕星月漫天旋轉的半瘋子么?而事實上，到1888年，他的確已經成了那樣。那在1866年到1888年間，發生了什么，讓灰黑色的靜物畫家變成了向太陽燃燒的金色葵花?
1886年去巴黎之前，梵高是個很純粹的荷蘭畫家，秉承荷蘭黃金時代的傳統：長于描繪靜物，對物體材質表面精雕細琢，打光精確，陰影明晰，質感到位。但1886年，他去了巴黎。他那幅《吃土豆的人》被看中了——那幅畫線條粗糲，色彩陰暗，幽深莫測，但19世紀80年代的巴黎，正是對筆觸造反的時節——于是他也被召邀去了巴黎，參加了印象派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聯展。
如你所知，1886年印象派正要分崩離析。12年前首次聯展時以莫奈為首的主力們，正待各奔東西;點彩派諸位野心勃勃，正要造莫奈的反;1886年的畫展是印象派的最后斜陽，梵高趕上了。他沒來得及在這次聯展成名，但是：他看到了一些畫，比如莫奈的風景畫，比如畢沙羅的鄉村畫，比如保羅·西涅克的河流景色，比如埃米爾·伯納德的風景畫——這些畫現在掛在艾克·麥克雷恩畫廊，一如梵高當日看見它們的樣子。
他獲得了什么呢?從1887年開始，他的畫變了。他感受到了光線與色彩的重要，明白了粗重筆觸的力量。他明白了“正確的素描”在光線下多么無力，領會了塞尚高呼的“根本沒有線條，形體之間的關系靠顏色決定”這一道理，以及最重要的：他邂逅了自己最鐘愛的一個人——他在巴黎的印象派諸位大師畫里，找到了日本浮世繪大宗師歌川廣重的身影。
一個新的梵高就此出現了。他此前的33年灰黑色如畫人生，在巴黎印象派的余暉中，被盡數燒盡，此后灰燼里，站出了美術史上最鮮艷奪目的人物。
1888年2月19日，梵高離開巴黎，去了南方的阿爾勒。他在那里給高更寫信：“我永不會忘記初到阿爾勒之日的情感。對我來說，這就是日本。”6月5日，他寫道：“浮世繪的.筆觸如此之快，快到像光。這就是日本人的風貌：他們的神經更纖細，情感更直接。”
是什么促使他開始燃燒生命的?還是1886年到1888年，他在巴黎的見聞。他會說出這樣的話：“看日本浮世繪的人，該像個哲學家、聰明人似的，去丈量地球與月亮的距離嗎?不;該學習俾斯麥的政略嗎?不。你只該學會描繪草，然后是所有植物，然后是所有風景、所有的動物，最后是人物形象。你就做著這一切，度過一生。要做這一切，一生都還太短。你應當像畫中人一樣，生活在自然里，像花朵一樣。”
他的一生最后，如他所言。
丁太太
《母與子》：丁聰先生于20世紀60年代初畫的沈峻和兒子
沈峻去世了，悄無聲息的。
這是她的風格，她的為人。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她慷慨相助，而她自己卻無論怎樣也不肯麻煩別人。我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已是五天以后，遺體已經火化，想最后再見一面也不能了。
有一件事很能體現丁太太的為人。那時丁先生尚在世，但已坐上輪椅。年屆八旬的丁太太經常要騎車到醫院拿藥，再趕回家照顧丁先生起居。那天她騎車去醫院，不想沖出一輛轎車，把丁太太撞得凌空翻起，又結實地落到了地上。轎車里坐的大概是老板，下車離去，把事情留給司機處理。司機闖下這禍，嚇得話都說不出來，不知將要面臨怎樣的局面。也是丁太太命大，跌下來時腳先落地，因此頭腦還很清醒。她把司機叫過來說：“你不要害怕，快先把我送到醫院。”醫院離得不遠，檢查過后，診斷是腳骨骨折，打了石膏。看到誠惶誠恐的司機，沈峻反倒安慰他說：“我有醫保，不會訛你。可家中有病人，不能離人。現在我既不能住院，又無法騎車。從今天起，你要每天來接我到醫院，做過治療，再把我送回去，直到我自己可以行動。”司機聽說不要他賠償，喜出望外，千恩萬謝，果然每天按時接送。不過半個多月，丁太太拄杖能行，也就不再要他接送了。直到最后，那司機也不知道他撞倒的這位老太太，是著名漫畫家丁聰的夫人。
責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輕以約。別看她風風火火，說起話來犀利尖銳，但真的有一副菩薩心腸。
丁先生在世時，稱她為“家長”，朋友們相聚時也隨丁先生尊她為家長。不了解內情的人，都因為這，以為丁先生真個是“氣管炎”(妻管嚴)。加之沈峻在朋友相聚場合，也喜歡總攬一切，指揮調度，無不得宜，給人強勢的印象，好像真有點河東獅吼的氣度。其實，朋友圈里都知道，他們伉儷間受照顧的永遠是丁先生，而沈峻卻是“勞碌命”。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是她在打點不說，丁先生需要的畫具紙張，丁先生畫作的收集、整理、復印、郵寄，丁先生著作的編輯出版，丁先生畫展的籌備聯絡，也樣樣是她在操持。
丁家掛了兩幅黃永玉的畫，一幅畫的是丁先生枕石而眠，身邊還散落著七八塊大小不同的石頭。題跋記不真了，大意是：人家拜石頭，此人石頭拜他。我問過丁先生：“是說你硬氣嗎?”丁先生大笑，說：“那是因為我患腎結石而開刀，取出了大大小小八九塊石頭。”另一幅畫的是鸚鵡，題道：“鳥是好鳥，就是話多。”我看罷笑謂丁太太：“說的是誰呀?”丁太太立即爭辯道：“不是說我。那說的是郁風。郁風不要，我就拿了來。”郁風，著名畫家，是書法家、美術史家黃苗子的太太。兩家同黃永玉都是好友。郁風同丁太太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都那么爽氣，都那么健談;而黃苗子同丁聰也大有相似之處，都那么沉靜，都那么謙和。那只鸚鵡，到底原是送給哪位夫人，似也無須考證。永玉先生也可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謔而不虐，令人捧腹。
同丁先生熟了，說話也就隨便。他們之間的一些小花樣也看得明白。譬如，丁先生血糖高，但愛吃甜食，丁太太便要加以限制;丁先生血脂高，但又偏愛吃肉，當然也要受點限制。所以每當客人在時，丁先生便會借朋友的名義提出一些吃的要求。但這些小花樣，丁太太早已了然，于是一口回絕，或說“他可以，你不行”。這時，丁先生就會背臉做個怪相，低聲說道：“嘎兇，砦要聽伊格(滬語：那么兇，全要聽她的)。”但每次我見到丁先生的伙食，總是很欽佩丁太太的禁而有節。甜食、肉食都是有的，而且可口，只不過不允許過量而已。
在她自知將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寫下了一紙“墓志銘”。她對我說過，但沒有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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