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書，說得確切一點，是看書，到書店看書。

　　55年前，1936—1937年，我在省城的一個私立小學讀書。省城在京滬線(現在的滬寧線)上，上海出版的新書雜志，到得恨快，日報傍晚就可以看到。

　　城外比城里熱鬧，店鋪、茶樓、火車站、輪船碼頭，都在城外。北伐以前，城外還有英租界，小時候我還見過租界的鐵柵欄，租界里有個海關。

　　西門大街有家新書店，過去一點，是大舞臺戲院，從北平、上海“重金禮聘”來的名角，在這里登臺。有一年，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在這個戲院演出話劇《視察專員》、《狄四娘》，前者是果戈里的名劇《欽差大臣》改編的，女主角葉仲寅，就是現在的葉子，是我頭一回看到的正式的話劇演出，印象很深。

　　戲院隔壁有家炒貨店，看戲的人在店里買包瓜子或花生米帶進戲院，邊吃邊看。十一點散戲，炒貨店門口汽油燈還煞亮，看戲的人又買包油炸蠶豆瓣什么的，做下粥的小菜，帶回家宵夜。

　　我常去的是那家書店，放學路過，總要進去看看有什么新書雜志，有好看的，從架上抽下來，站在書架旁邊，看它半個來小時。這家書店，新文藝書比較多，除了商務、中華這兩家老牌子書局，上海的一些出版社，現代書局、良友圖書公司、新中國書局、生活書店、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新書，大多都有。北新書局、亞東圖書館早年出的書，也還有一些。成套的書，像生活書店的“創作文庫”、“小型文庫”，良友圖書公司的“文學叢書”、“良友文庫”，文化生活出版的“文學叢刊”、“文化生活叢刊”，一溜擺在書架上，挺饞人。現代書局、新中國書局也各有一套文學叢書，封面看上去蠻舒服。

　　我買不起書，除了開學的時候，跟爸爸多報幾毛錢文具費，再加上過年的壓歲錢，買幾本書，只能在書店白看，一本本看，看完一本再看一本。現在還能記得起看過的書，像張天翼的《蜜蜂》、《團圓》，茅盾的《春蠶》，巴金的《砂斗、《電椅》，施蟄存的《上元鐙》、《梅雨之夕》，穆時英的《南北極》。巴金翻譯的《俄羅斯童話》、《門檻》，也是站著看完的。平日，顧客不多，也就兩三個人，有時就我一個看書的。快到年底，就熱鬧起來，店堂里掛出了賀年片，小學生擠在柜臺前面，挑挑揀揀，吱吱喳

　　喳。

　　三開間門面，寬敞明亮，門口沒有櫥窗，早晚上下門板。冬天，風往里灌，店堂里冷颼颼的;天好，陽光照進來，暖和一些。

　　有三個店員，從不干涉我看書，不像有的書店，用眼睛盯著你，生怕你偷書，你看久了，臉色就不大好看。

　　書店老板姓楊。后來在武漢，李公樸先生跟我談起，說認得這位楊老板。李先生年輕時在鎮江的一家百貨店當過店員。

　　店員之中有一位年輕人，書生模樣，年齡跟我小學老師相仿，20來歲，后來熟了，我叫他“賈先生”。那時候，還不作興叫“師傅”，更沒有叫“同志”的。

　　賈先生人挺和氣，用親切的眼光看我這個小學生，漸漸攀談起來，談些什么呢?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年輕人關心的職業、婚姻這些問題，賈先生不會跟我這個小孩子談，多半談喜歡讀什么書，哪些書好看。再就是談學校里的事情。我讀書的那個學校是回族人士辦的，賈先生是回民。

　　還有一個談話題目：國難問題，日本人侵略中國，抗戰抗不抗得起來。就這樣，我跟賈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大我11歲，把我看做小弟弟，可是在我心目中，他是先生。

　　去年6月16日，賈先生在來信中說：“憶昔約為1934年前后，我們相識于鎮江書店，每周六，你來買生活周刊，那時你在我印象之中，是個好學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過甘二、甘三歲。”

　　孫女聽我念信，笑了起來：“哼!還清秀哩。”是啊，她看到的爺爺，是個又干又癟的瘦老頭兒。奶奶卻說：“你爺爺是清秀。”不花錢看書，可是韜奮先生主編的《大眾生活》(后來是《生活星期刊》)

　　這本雜志，我是每期要買的，事過幾十年，賈先生還記得這件事。

　　《大眾生活》、《生活星期刊》雖然只有薄薄的十幾頁，得買回去細細看，反復看。它用大量篇幅報道北平學生愛國運動，每期有四面新聞圖片，不僅內容吸引人，編排也很出色，還有金仲華、蔡若虹編繪的“每周時事漫畫”。有一期封面，是一個拿著話筒的女學生，站在北平城門口演講，標題是：“大眾起來!”后來知道女學生名叫陸璀。50年代，在東安市場舊書店買到一套《大眾生活》，我把這一期送給了陸璀，老大姐十分高興，如今她也滿頭銀絲。

　　《大眾生活》、《生活星期刊》四分錢一本，合十二個銅板。家里每天給我四個銅板零用錢，我用兩個銅板買個燒餅當早點，一個禮拜積余十二枚，正好夠買一本雜志。

　　在書店看書，我特別當心，決不把書弄臟弄皺。放學以后先把手洗干凈，再到書店看書。看到哪一頁，也不折個角，記住頁碼，下回再看。后來，賈先生到國貨公司文具部當店員，文具部兼賣雜志，我也就跟過去看雜志，《光明》、《中流》、《讀書半月刊》、《生活知識》這些雜志就是在那里看的。我只在文具部買過一支“關勒銘”自來水筆，我的第一支自來水筆。

　　1937年冬天，日本人打來了，我們倆都逃難到漢口，又遇上了。過了年，讀書生活出版社收留我當了練習生。我向黃洛峰經理引薦賈先生，黃經理聽說他在書店做過事，他也進了讀書生活出版社。

　　這一年我才15歲，黃經理能讓我介紹一位朋友進出版社，實在高興。賈先生在出版社沒有待多久，他要到戰地抗日，報考了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軍校，從此分手，一別就是50幾年。黃經理還常常談起他，問我：“你那位好朋友在哪里?”我不知道，雖然我很想念他。現在看了他的來信才知道，他在受訓以后，被分配到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軍報科，也就是陳誠、周恩來任正副部長，郭沫若任廳長的政治部，以后被派去西北辦報，一直從事新聞工作。1949年去臺灣教書，現已榮休。

　　時隔半個世紀，我們又怎么聯系上的?

　　去年4月，香港一位詩人打來電話，問我可認識一位姓賈的老鄉?我立即想起了他，準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