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別叫我電影明星

　　63年前，37歲的費雯·麗在電影《欲望號街車》里優雅地說：“他們告訴我搭乘一輛‘欲望’號街車，再轉一輛‘墓地’號街車，坐6個街區，到天堂樂土下車。”只有昏暗的燈光才能掩蓋這張絕美臉龐上的抬頭紋，這是她飾演的布蘭奇，也是她自己。

　　這部電影的開場臺詞和片尾結局都像是一個寓言。電影的結尾，布蘭奇拒絕跟陌生人離開，但當對方舉止溫柔，紳士地伸出胳膊時，她便信任地挽住說：“我一直依賴陌生人的慈悲。”然后她被帶去了精神病院。而現實中，電影拍攝結束后，患有躁郁癥的費雯·麗也被送去醫院進行精神治療。

　　對于費雯·麗來說，演戲便是把自己的靈魂全部糅進角色里。投入太深，出戲便難。

　　26歲，她演《亂世佳人》時說：“差不多有6個月的時間，我天天從早到晚地只想著郝思嘉。我希望我的每一個舉止都純粹是郝思嘉的。我甚至感到，就連郝思嘉那些令人鄙視的行為也都是我干的。”她承受了難以想象的情感負擔，她的臉上出現了皺紋。攝影師不得不改變照明和光圈，以掩蓋她的疲憊。她惱火男主角克拉克·蓋博每天下午6點按時離開拍攝場，像個法律咨詢處的小職員。此時，她的工作時間是每天16個小時，她經常放棄休息日。

　　許多年后，克拉克·蓋博的好友大衛·尼文在回憶錄中寫道，蓋博看透了好萊塢的游戲規則，知道自己的盛名只是暫時的，“這些人把你的油榨干了，就會一腳把你踢開。一旦你開始走下坡路，他們就會把你塞到一些劣等的影片中去跑龍套。如果你不接受，他們就停止你的工作，甚至把你的名字勾銷”。所以他的應對方法是，“準時上班，談天說笑，阿諛奉承，領薪水，6點鐘回家”。

　　其實費雯·麗也不喜歡好萊塢。她說：“永遠別叫我電影明星。我是舞臺演員，我討厭電影！”“做一個演員，應該是每天晚上到劇場登臺為觀眾表演各種各樣的角色。當我在劇場工作時，我的生命才有意義和目的。我喜歡通過戲院工作人員走的門，到自己的化妝室去，在那里我感到溫暖和安寧，這種感覺在電影制片廠從來沒有過。我喜歡讀自己的私人信件，化妝，穿上演出的服裝，思考有關演出的問題。我喜歡劇團和在后臺工作的人們，在好萊塢我卻感到孤獨得可怕。”

　　她太喜歡小說《亂世佳人》和女主角郝思嘉，盡管演出這部電影所得的報酬，比她那兩年在英國所拍的任何一部電影都少。小說剛出版時，她正在倫敦首演一部現在沒人記得內容的話劇，她給參加演出的每一個人都買了這部小說。那時，她已經因為演出戲劇《道德的面具》聲名鵲起。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舞臺，大批有才華的演員和戲劇創作危機同時出現，一戲成名的費雯·麗沒有好劇可演時，就接下二等劇作。朋友們警告她，那些毫無光彩的角色對她自身發展是危險的，可她執意稱：一個演員就是要演戲，利用一切機會演戲。她依然賣力地投入那些角色，因為馬馬虎虎工作不符合她的性格。

　　鑄就名劍就得獻祭靈魂

　　1940年，因為《亂世佳人》，費雯·麗第一次拿到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迅速譽滿全球。制片人塞爾茲尼克的對外宣傳詞成了：挑演員時一眼就看出了費雯·麗最適合演郝思嘉。其實，當初選誰來演這個全好萊塢精英都在爭奪的角色，可是個讓人頭疼的大問題。

　　層層選拔到最后，費雯·麗和其他3位女演員的試鏡片段在制片人面前放映了30次，每次放映都使他確信，只能選擇費雯·麗。但他擔心，南方人怎么會受得了這個角色居然給了一個英國人呢。另外，費雯·麗還未跟第一任丈夫離婚，就跟勞倫斯·奧利弗在一起了，這可能引發的風波也許會給電影帶來麻煩。

　　人選宣布后果然遭到反對。右派女記者撰文稱，塞爾茲尼克的選擇侮辱了所有美國女演員。但塞爾茲尼克最擔心的南方組織“邦聯之女”居然通過了一項支持費雯·麗的決議，因為南方人很高興這個角色沒有被北方佬搶去。

　　剩下的唯一問題是費雯·麗能不能說好南方話。她自幼講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曾因為演戲學習了俄語。她精通音樂和繪畫，愛讀書，知識面廣，向來認為演員應該受多方面教育，還有著令朋友們驚訝的猜《泰晤士報》每日縱橫字謎的速度。幾天之內，她便掌握了南方話。

　　電影上映后，《紐約時報》評論：“費雯·麗所扮演的郝思嘉如此美艷動人，使人不再要求演員有什么天才；可她又演得如此才華橫溢，使人不再要求演員必須具備這樣的美貌了。還從來沒有過一個女演員這樣符合她所扮演的角色。”

　　這一年也許是費雯·麗最幸福的一年。2月，一直希望她回歸家庭、不大支持她外出演戲的丈夫霍爾曼，終于同意離婚。而她深愛和崇拜的著名戲劇演員勞倫斯·奧利弗也終于離婚。8月30日，兩人結婚。

　　不幸的種子幾乎在最幸福的時刻埋下。拍攝《亂世佳人》時，美國南方的紅土讓費雯·麗從小衰弱的肺部患上了結核，日后反復發作，并最終讓她的生命停在了53歲。

　　更糟糕的是，1944年，在拍攝電影《愷撒與克麗奧佩拉》時，她在寒冬身著薄紗拍埃及艷后的夏日戲，導致流產。這可能誘發了她的第一次躁郁癥。在某天的晚飯桌上，她突然對奧利弗歇斯底里地大發脾氣，之后又完全想不起這些。

　　沒人能說清這種病來自何處，也許來自她內在自我長年的劇烈沖突。她從小被母親送往一所刻板的教會學校，總想逃離，卻又做不到太離經叛道；她10多歲便定下當演員的人生目標，卻早早嫁人生女，丈夫只希望她回歸家庭，她不甘心。孩子生下來，她只在日記里寫下“生了個女孩”。還有流產、肺病、失眠、戰爭帶來的痛苦，還有一次次忘我地投入角色，好像要鑄就名劍就得獻祭靈魂。

　　看得見她痛苦的少數人

　　費雯·麗接受了電休克治療。多次陪伴她去接受治療的凱瑟琳·赫本大概最知道她的痛苦。當費雯·麗驟然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凱瑟琳·赫本說：“謝天謝地。”這對她也許是一種解脫。

　　但大部分人看到的費雯·麗，是一個曾經美化過他們的生活并教會他們熱愛生活的人。能看到費雯·麗痛苦一面的只有少數人，比如奧利弗。他在自傳中寫道，他們后來遇到的問題是因為費雯·麗的疾病，“盡管她會突然脾氣暴躁、沮喪，并且越來越糟糕，但她還是保持了特有的謹慎——一種在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面前掩蓋她真實精神情況的能力，在我面前，她不必如此費心”。

　　72歲時，奧利弗被記者問起為什么他曾在費雯·麗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她，他回答：“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就好比一條救生筏已經不能再上人了，見死不救是因為這會搞得同歸于盡，死一雙而不是死一個。”“問題還不僅在于我要活下去，我擔心我會殺了她……”

　　1956年，費雯·麗的又一個胎兒流產了。之后，她犯病的次數越來越多，持續時間也越來越長。她的病總是在與奧利弗關系惡化的時候發作。

　　她仍做許多事情，比如為了保護戲劇，抗議拆除英國戲劇發展史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圣詹姆斯劇院。她為此組織游行，甚至得到了丘吉爾給她的一封信，上面寫著：“祝您成功，雖然，我作為一個議員不能對您這種擾亂社會治安的做法表示支持。”最終，她失敗了。

　　她晚期扮演的角色不再是郝思嘉那種勇往直前的類型。導演彼德·格倫維爾寫道：“后來，費雯·麗不得不支撐著日益衰弱的病體，并承受著風云多變的命運帶給她的一連串打擊，她反而成了具有深沉激情和魅力的人物。在這個時期，她向全世界奉獻了幾部光輝燦爛的作品。我個人認為，在這些年代中，她所著意刻畫的女主人公心靈上的創傷和精神苦悶，要比她在青年時代塑造的那些能夠支配自己命運和主宰那些圍著她轉的人們的命運的聰明女人形象更值得贊美。”

　　她還保有自己的幽默感，比如把演《亂世佳人》所獲得的奧斯卡獎杯放在客廳門后擋門用，把演《欲望號街車》獲得的奧斯卡獎杯放在盥洗室里。像電影劇本作家格溫·蘭伯特認為的，她尖銳的幽默感后面總隱藏著絕望的情緒。

　　1960年，費雯·麗應邀到百老匯演出《復仇天使》。她哭了一整天，不肯上臺。大家想，她又要犯病了。她猜到奧利弗要和別人在一起了。7月，她借助記者的報道發出聲音：“奧利弗夫人聲明，勞倫斯爵士提出離婚，以便與瓊·普洛瑞特小姐結婚。當然，奧利弗夫人將滿足他的一切要求。”

　　即使如此，費雯·麗后來依然說：“如果我有可能重新度過自己的生命，那么有兩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在青年時代我一定要成為一名演員，而晚些時候我一定要嫁給勞倫斯·奧利弗。必要的話，我自己會向他求婚。我愿意把這一切都重復一遍，只是與拉里（費雯·麗對奧利弗的愛稱）相處的那最后幾個月除外。”

　　德克·博加德（曾獲英國電影學院獎，費雯·麗生前的好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有一天，費雯·麗給我送來兩枝玫瑰。她對我說：‘種花人把第一枝命名為費雯·麗，另一枝是給您的，叫“超級明星”。’我開玩笑說：‘這就是說，兩枝都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好極了！’她沒有作聲，眼睛濕潤了。突然，她像一只小熊那樣把我抱住。我們站在寒冷的花園里，站在靜悄悄的玫瑰花叢中，直至她恢復了平靜。后來她說，所有的花都應好好施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