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祖籍常州，娶了蘇州名門閨秀四姐妹之二的張允和，成為蘇州的女婿。張家四姐妹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大約是僅次于宋氏三姐妹的。

　　這個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后又留學日本和美國的金融家，80年后寫文章說，他在圣約翰大學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學校的管理非常先進和科學，一切是按羅馬字來管理，簡單而高效，以最少的人辦最多的事；二是英文老師訓練學生英文讀報的方法，首先是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其次是要問自己，為什么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是，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這樣的學習方法影響和成就了他一輩子。

　　抗戰勝利后，他去美國一邊讀書，一邊在紐約華爾街1號一個叫伊爾文信托公司的美國銀行做職員。他說后來（40年代晚期）回上海開銀行都是學美國那一套，設備和管理都用美國的，因此在世界上也屬很高水平，跟美國的水平只差兩年，各種規章制度非常嚴格，像現在報紙上報道的中國某個銀行被某騙子一下子騙了幾千萬的事，過去不要說在美國，就是中國的銀行也不可能發生。

　　他說在美國工作了才知道什么叫高效率，知道怎樣才能提高效率。日本曾經派了一個專門調查團到美國調查為什么美國人辦事效率比日本高，調查后作了一個很厚的報告，結果證明一個美國人抵到15個日本人。每一個細小環節都和我們不一樣，可以說高效率不僅是一種思想觀念，而且有具體的方法來保證實現，這一點沒有在美國工作過的人是無法了解的。他寫道：真正了解到美國強盛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不是糊里糊涂會強盛的。

　　在美國銀行工作時條件特別好，工作之余讓他到全世界去考察和游覽，令他大開眼界，比如他去英國專門去大英博物館參觀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地方。他講，過去薪金制度與現在是不同的，工資是體力勞動的報酬，而薪金是對腦力勞動的，之間往往相差5倍甚至20倍。

　　他在美國銀行工作時，還曾經和空閑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聊過兩次天。這個衣服穿得隨便得還不如自己的大人物一點架子也沒有，說了許多閑話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他記住了：一個人假如活到六七十歲，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業余時間，此外是吃飯睡覺的時間，因此一個人能不能成才，關鍵在于能否利用好你的17年。

　　那時他薪金很高，請女朋友到上海法租界花園聽場貝多芬的交響樂，一人一把躺椅，兩個銀元一張票，還經常周末去跳舞，和鄒韜奮等朋友一起去靜安寺百老匯跳舞場去跳舞，也是兩個銀元一張票，而那時，一個銀元可以吃兩個月的飯。

　　蔣政府被推翻后，在國外的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中國的建設在等著自己，于是大批從海外歸國。周有光當時想，中國現在最缺乏的就是經濟建設，就立志回國搞金融經濟。他在美國學了一套他們的工作方法，回國就想要改變這里的狀況，就到處講美國高效率的那一套，可在當時卻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他一生自愿或并非自愿地換了許多次工作，禍福相倚，多次轉危為安，自認命大。他說大學畢業時，當時流行一種思想，就是人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要超過3年，因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久了，就會麻木，沒有新鮮的刺激，所以當時教授和大學訂合同一般不超過3年，3年后再換個學校。

　　中年以后，他從金融業轉到文字改革，也做得很出色。單就他作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的3個中方委員之一，就足以流芳百世。他是參與簡化字改革的主要干將之一，和呂叔湘、王力都是好朋友，還在北大、人大開設了漢字改革的課程，他撰寫出版了數十種關于語言文字的書，近年來又在隨筆雜文方面大顯神通。

　　周有光從美國華爾街回到中國，薪金從美元薪酬改為人民幣工資，職業從金融高管調做文字工作者，身份從“黨外專家”轉變為“放屁”，住房從花園洋房搬入“臥室就是廚室，書櫥兼做菜櫥”的陋室，但他清茶淡飯，以牛奶、雞蛋、豆腐、青菜為主食，堅持每天與老伴定時喝茶（或咖啡），從不生氣，不“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比他官大錢多車好房大的人大多嗚呼哀哉了，他卻一直好好地活著。

　　仁者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