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康熙、雍正、乾隆都是歷史上較厲害的皇帝，我們一起來看看關于他們讀書的歷史故事。

　　清朝在康雍乾時期，文治武功，盛極一時，號稱“康乾盛世”，能夠實現這種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與康熙、雍正、乾隆幾位皇帝本身的素質、見識和作為密不可分，而這些又得益于他們好讀書、會讀書，既能博覽群書，又能學以致用，勵精圖治。

　　好讀書，勤學不輟

　　自清朝建立，一直把尊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安邦的根本之道。在這一方面，康雍乾幾代皇帝不僅尊孔重儒，優禮士人，而且他們也通過刻苦學習，直接掌握儒家思想。

　　幾代皇帝對儒家經典積極學習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自幼在上書房接受系統的儒家思想的訓練。清代自康熙時期開始，形成對皇子們嚴格的教育制度。清朝皇宮內設有上書房，專供皇子讀書之用，皇子們六歲開始入上書房就師學習，他們每日凌晨5點前開始早讀、上課。乾隆時曾任軍機章京的趙翼曾記載自己在軍機處當值時，凌晨殘睡未醒，已看到皇子們提燈去上書房就讀。學習的主要內容就是儒家經典。雍正就曾說自己“幼承庭訓，時習簡編”。皇子在上書房的學習由皇帝欽派大學士或尚書一級的官員總體負責，每位皇子都由專門的翰林學士分別指導。以乾隆弘歷為例，弘歷的老師主要包括徐元夢、張廷玉、福敏、朱軾等，都是研究程朱理學的大家。他們指導弘歷熟讀《易經》、《春秋》以及宋儒性理諸書、《通鑒綱目》、《史記》、《漢書》、唐宋文章等，既講解儒家經典以及理學精蘊奧義，又涉及社會現實、民生疾苦，總結歷朝的治亂興衰。

　　二是皇帝在位期間仍然勤學不輟。一方面是經筵講學為代表制度化的學習，1669年，16歲的康熙親政后不久，即建立經筵講學制度，定期召請當時著名的儒學大臣如熊賜履、王熙等，為皇帝講解四書五經。每逢講學，皇帝總是有疑必問，康熙甚至要求講官講完后，自己復講，然后再由講官評點，可見其求學心之切。這種主動學習的精神保證了學習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幾代皇帝還利用一切業余時間，熟讀經史。康熙八歲繼位，時滿人入關不久，宮中滿洲風俗仍重，皇子的儒家教育還提不上日程。但年幼的康熙卻勤勉向學，曾在宮內向兩名有學識的太監請教儒學經典、明朝禮制、學習漢字。后又設南書房，以張英、高士其、徐乾學等為南書房大臣，時刻侍學。即使出巡，也都帶著這些大臣，以備顧問，砥礪學問。康熙學習不辭勞苦，以至于痰中帶血，他的祖母孝莊太后為此把書給他藏起來。所以康熙稱自己年輕時“手不釋卷”，并非虛言。

　　康熙勤奮好學也成為后世皇帝必須遵循的“家法”。皇帝每日五更起床，然后像皇子們一樣，須誦讀詩書。傍晚散朝無事后，皇帝又直奔書房，讀書習字，或與侍從文臣討論經典，琢磨字句。就這樣，皇帝每日凌晨讀書、晚上學習，除非遇到重要節日，否則宮內很少聽到管弦絲竹娛樂之聲，以往那種晏處深宮、鶯歌燕舞、耽于逸樂的景象在康雍乾時期幾乎絕跡。難怪雍正曾一再說當皇帝是個苦差事。

　　幾位盛世之君之所以如此積極好學，是因為他們深知尊孔重儒，對治理一個龐大國家的重要性。通過刻苦讀書，他們在儒家經典掌握方面達到很高的理論水平。康熙每學完一部書就主動讓身邊的大臣抽查、考試自己，最終，連熊賜履、李光地這樣的理學重臣也稱康熙“講論精微，義理融貫”。雍正時期的大臣鄂爾泰稱雍正“幼耽詩書，博覽弗倦”，對程朱理學研究精辟，四書五經爛熟于胸。

　　會讀書，學以致用

　　雍正曾說：“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康雍乾幾代皇帝積極學習的態度，不但表現在好讀書，而且表現在善于讀書而不迷信于書，反對空談理論，主張躬行實踐，學以致用，用在書本上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治國理政的實踐。

　　康熙在一次經筵講學時與儒學大臣討論“知”與“行”哪一個更重要時，指出再好的理論不付諸實踐也沒有用，“不行，徒空談爾!”在這個層面上，熟讀經書的康熙轉而批判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等理學大臣，認為他們理論與實踐脫節。當時，在理學家的提倡下，夫死婦殉的社會風氣頗為流行，朝廷還經常對此進行旌表。康熙對理學家的這種迂腐不實的觀點進行批判，下令停止對殉節的旌表，以遏制不良風氣，表現出他以實心行實政的精神。

　　雍正時，為去除政治腐敗等積弊，雍正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大力推進政治、經濟改革，這也源于他對儒家思想中“仁”“智”“勇”的理解。雍正認為對三者應該有一個整體理解。例如，在實踐中，遇到有益于百姓的善事，要毅然行之，才可稱為“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如果不加分析地、孤立地談著幾個概念，就會有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奸徒之智”，完全曲解其本意。鑒于此，雍正在推行改革時，雷厲風行，果斷明決，“治天下，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當時的諸多改革如攤丁入畝、耗羨歸公等之所以能夠突破重重阻力獲得成功，與雍正通過讀圣賢書而獲得的那種當仁不讓的勇氣有關系，是用理論指導實踐的結果。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康雍乾幾代皇帝還利用儒家思想的理論，批判漢族士人的狹隘的“夷夏觀”，構建適于清朝的國家認同觀念。

　　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派人投書川陜總督岳鐘琪，以滿洲人為“夷狄”，提出“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勸其舉兵反清，驅逐夷狄。這就是所謂的“曾靜投書案”。事后，雍正親自撰寫文章，對這種傳統的“夷夏觀”展開批判。他說中國古代的虞舜為東夷之人，周文王為西夷之人，但后來都成為圣人君主。春秋時期楚國最初被周天子視為“夷”，秦穆公也曾霸西戎，但這兩個“夷”“戎”國家后來都得到孔子的認可。可見地域、民族的身份并不足以決定一個人是否能夠做君主，仁德愛民才是主要標準。而且雍正指出，清朝以仁德安撫眾民族，不修長城而使各族歸附，這是歷史上空前的盛事。若一味強調“夷夏之防”，那么中國又將陷入民族分裂、對峙、戰爭的局面中。這樣，通過引經據典，雍正用儒學理論批判了狹隘的夷夏觀念，結合實際，開闊了中國的國家認同觀念。直到現在，在論證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格局的形成時，學術界也還多引用雍正的觀點。

　　所以，作為盛世之君，康雍乾幾代皇帝對漢文化的學習非常積極主動，唯其如此才能既重視經典又不迷信經典，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才能躬行實踐，形成自己的觀點;才能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創造性地運用儒家經典理論指導治國實踐，造就清朝一個多世紀長治久安的局面。

　　及至晚清，同治皇帝也是幼年繼位，但他自幼耽于逸樂，常常找各種借口逃避晚課早讀，學習流于形式，制度已同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