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西安名醫世家與一位上海支內姑娘之間回腸蕩氣的友情故事。年幼的她因這位上海"袁姨"的印象而有了深深的上海情結。
后來袁姨回到上海的老城廂，等到再次去西安找他們一家時，卻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錯過。
她的母親想方設法找袁姨，但直到離開人世也未能完成心愿。她通過晨報傾訴呼喚袁姨---
10月31日，讀者郭阿姨給我寄來一封筆跡遒勁、情真意切的信件，提到最近晨報傾訴刊登的《能續否，花季友情》（詳見10月25日A22版）一文，她說自己是西安人，因種種原因，家里幾代人都有著深深的上海情結。如今她和丈夫已定居在上海，特別希望通過晨報的這個版面，尋找母親生前的舊同事兼好友，上世紀50年代在西安支內的上海知青袁文娟阿姨。
很快，我見到了郭阿姨和她的丈夫李老師。漂亮開朗的郭阿姨特意帶來了珍貴的家庭照片，經她介紹，我才知道照片中的幾個娃娃如今都“術業有專攻”，大哥是陜西知識界的著名學者，郭阿姨本人是黨政機關的負責人，而小弟則是前不久曾在《申江報務導報》“招親”的雷老虎郭良，不僅是貨真價實的明星，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備受好評的上海姑娘
我出生于名醫世家，解放前父親在西安開設私人醫院，是當地第一位學有所成的西醫，解放后出任西安防疫站的站長。受他的影響，母親也有志于學醫，通過考試拿到了產科的行醫執照，出任西安北關婦幼保健站（位于北關正街，北關聯合醫院的前身）的站長。從我記事起，父母就都是大忙人。建國初期，百業待興，保健站的任務很繁重，因此盡管我年紀很小，母親還是整天背著木頭小藥箱出診，“狠心”地把我和哥哥關在家里。
母親當時有三位特別要好的女同事，四人中她排行最大，張阿姨排行第二，趙阿姨排行最末，而排行第三的就是上海來的袁阿姨。袁阿姨算得上是第一批支援西部、開發西部的“東部人”。那時的西安還很閉塞，外地人不多，而來自東海之濱的上海人就更稀罕。作為保健醫生，袁阿姨沒有半點大城市嬌小姐的作派，不分白天黑夜，一有病人家屬來找，背起藥箱就出發，其醫德和醫術都備受當地群眾的好評。在北關工作的那些年里，恐怕袁姨自己也記不清接生過多少小寶寶了，但我記得很清楚，小弟郭良正是在袁阿姨的精心照顧下呱呱墜地的。
李老師在旁邊插話：“五六十年代的北關屬于西安的‘落后’地區，出了城圈兒就是莊稼地。”郭阿姨也補充：“是啊，我小的時候聽說城外還有狼呢，所以袁阿姨和我母親每次出城給農村的產婦做復查，還要帶棍子防身。”想像著兩個年輕的女醫生深夜出診的情形，我的'心一動，眼底有點潮乎乎的。
我還是得強調一句，袁姨那一代開發西部的上海知青，條件很艱苦，他們響應國家號召，是抱著一顆扎根農村、扎根邊疆的心來的，并不知道何時能回家鄉，也不清楚到底會遇到什么樣的考驗。不過，正像一部老電影《上海姑娘》所展示的，那時的人很單純、很樂觀，對于物質生活沒有奢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西北一直工作到退休，好些連子女也留在了內地。
憑著我的百日照找到她家
成家前，袁姨一直住在保健站的二樓宿舍，自己開火做飯太孤單，她就經常和我家搭伙。據母親回憶，袁姨心特別細，三個孩子中對我尤其關注，只要我念叨一句想吃魚了想吃蝦了，她就會起個大早，四五點鐘跑到西安當時唯一的水產一條街———炭市街去買來鮮魚鮮蝦，燒好了大家吃。盡管在西安生活多年，她還是保持著上海姑娘愛吃零食的習慣，房間里儲備了不少上
海寄過來的糕點，可她自己卻不愛吃，最喜歡在我吃點心的時候，從我嘴邊搶下一塊來，說這樣吃著才香甜。我還記得一件小事。也許因為是醫生的緣故吧，母親平時總教育我們，不能挑食，五谷雜糧各有各的營養。袁阿姨好像不太愛吃胡蘿卜，有一次就當著我的面跟母親“抬杠”：“我說大姐，在你嘴里那胡蘿卜和白菜就好像人參一樣，那還有啥東西沒營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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