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阿Q，自他誕生以來的80年間，人們說得太多、太細、太深了。你幾乎再很難找到新的話題和切入點。我想從人物類型——即阿Q是一個什么樣的典型的角度，談談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談出些許新意？

　　對于阿Q這一形象，已有許多權威的評論。這些論述排列起來，就構成了一個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們對阿Q形象認識的不斷深入。1922年初，魯迅的《阿Q正傳》還沒有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畢，沈雁冰（茅盾）就認為：阿Q“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阿Q所代表的中國人的品性，又是中國上中社會階級的品性”（《小說月報》1922年2月第13卷第2號“通訊”）。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間，人們強調要對文學作品進行階級分析，于是阿Q就被視為“落后農民（或“農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依然認為：阿Q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農民的典型”（人民文學出版社版）。1998年出版的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重新解讀阿Q，說魯迅“塑造阿Q這個具有強大藝術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說中顯示‘個人歷史’和‘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的高度一致性，從而攝錄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難史”“他的性格展現得最為充分的一點是精神勝利法，阿Q性幾乎成了精神勝利法的代名詞”（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這些論述，都敏銳地“抓住了”阿Q國民性、階級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從現實主義“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來闡釋人物的性格內涵的，或者說是從人物錯綜復雜的性格構成中，來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阿Q還是一個“性格典型”。這一研究路徑并沒有錯，但我以為是走了“彎路”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開門見山”，直接面對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當作一個“精神典型”呢？

　　現實主義的經典理論，把塑造“性格典型”當作一個核心命題，同時也當作一把權威的標尺。其實這種“典型觀”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說它不大適應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對現實主義創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顯得“捉襟見肘”。譬如對阿Q就是這樣。我以為文學中的典型形象，是一個多元的、開放的“大家族”，它至少應當包括這樣幾種類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只要這一人物藝術地、強烈地表現了某種人生的、社會的特征，我們就應該視他為典型，而不必強求他的性格刻畫得有多么鮮明、特別。當然，每一類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應該是確定無疑的，這也是他區別于其他典型的所在。《阿Q正傳》毫無疑問是一篇現實主義杰作，但它同時采用了古典小說的章回體形式，現代小說、散文、雜文的幽默、諷刺、夸張等藝術手法，形成一種開放的、奇崛的現實主義文體。阿Q身上確有鮮明的個性特征，也有獨特的心理描寫，但他更讓我們心靈震撼、永生難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種飽含了民族的甚至人類的靈魂深處的“精神勝利法”。古老的中國已然風雨飄搖，而阿Q卻沉醉在虛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對走投無路的生存絕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騙人騙己的得勝旗子。這是一種多么普遍而深廣的民族的、人類的、個體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當作是一個“精神典型”。

　　其實，魯迅壓根兒也沒有把阿Q當作一個性格人物去刻畫。他說得很明白：“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是站在現代知識分子的高度，去審視、揭露阿Q們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過自己的筆，“啟蒙”民眾，“改良”人生。他又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吶喊〉自序》）這段話，鮮明地表現了魯迅對“國民精神”的密切關注，比之于國民的身體狀況來，精神是“第一要著”。1925年，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創作思想：“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并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里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對有如死海一般的國民的靈魂和精神，魯迅常常審視、探索、思考。但他又常常覺得隔膜、不自信。這一方面反映了國民精神的深不可測，同時也表現了魯迅對自己創作的苛求。他不是那種有點小感受、小感想就倉促動筆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而阿Q正是體現魯迅創作思想的一個最理想的對象。你看，在魯迅這一系列論述中，其主題詞是：啟蒙主義，揭出病苦；第一要著，改變精神；依靠覺察，畫出靈魂。他并沒有談到人物的性格刻畫問題。魯迅發表過很多談論創作的文章，也多次論述了人物的塑造，但他往往強調的是刻畫人物的靈魂和精神，而不多涉及人物的性格描寫。當然，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創者，魯迅并沒有輕視性格描寫的意思，但在他看來，性格描寫是為展現靈魂和精神服務的，靈魂和精神才是人物最重要、最本質的東西。正因為魯迅有這樣的審美思想，因此他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強烈的精神特征，這種精神特征都具有極大的社會、人生涵蓋性，往往成為某種人物的代表和象征。譬如孔乙己代表了被異化的沒落文人，閏土代表了動蕩的封建社會中農民的悲苦人生，狂人成為封建“鐵屋子”里先覺者的象征形象……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最耀人眼目的是一種內在的靈魂和精神特征，他們也有自己的性格，甚至頗為復雜，但隨著情節的推進，人物性格有機地融化進了靈魂和精神中去。阿Q無疑是魯迅小說中最豐滿、最深刻的一個藝術形象，他比魯迅的其他人物要更豐富、更鮮明一些。譬如他的質樸和狡黠、自尊和自賤、欺軟和怕硬、敏感和麻木等等復雜多變的性格特點。但魯迅刻畫他的個性特征并不是最終目的，這些個性特征是直達人物的靈魂和精神的，魯迅的最終目的是要畫出“國民的魂靈”來，阿Q因此成為一個杰出的“精神典型”。

　　阿Q是江南鄉村未莊的一個貧苦農民、流浪雇農，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認定他就是一個“農民典型”。作為“精神典型”，他是不受階級、階層甚至民族的限制的，他突破了自己的身份，成為各個階級、階層乃至整個民族、人類的一個典型形象。但魯迅為什么要選一個農民作為他的描寫對象呢？我以為原因有二：一是魯迅本人對農民較為熟悉，他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很古老的鎮子里，外祖母家就在鄉下，他從小就是在鄉村和農民的氛圍中長大的，對農民有著很深的感情和理解。他的很大一部分小說就是寫的他熟悉的農村和農民。二是在農民身上，最能體現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特別悠久的傳統社會，這個社會存在和延續的基礎，就是最廣大的農民。伴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形成的中國文化，經過統治階級的改造、整合，演變成一種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文化，然后通過各種方式向民間灌輸和滲透，成為支配農民思想行為的一種精神文化。即便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而農民心理中的文化積淀卻往往根深蒂固、難以動搖。20世紀初，中國的封建社會已走向窮途末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外國列強的野蠻侵略使國家走向動蕩和貧窮。就在這樣一個痛苦的歷史大轉折時期，統治階級顯出一副懦弱、虛偽、奴顏婢膝的模樣，而廣大農民依然過著一種原始狀態的生活，思想變得更加麻木、愚昧、保守。整個民族彌漫著一種可怕的奴性意識——精神勝利法。選擇阿Q這樣一個流浪雇農作為表現對象，既能真實地反映歷史轉折時期下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更可以集中地展示民族靈魂的微妙變動。阿Q是一個最卑賤的貧民，他在有意無意之間接受了足夠的傳統道德文化，在時代的疾風暴雨中，他的靈魂和精神同樣受到了一定的沖擊，竟驅使他要去“投奔革命”，最終做了“革命”的犧牲品。用這樣一個角色，去表現辛亥革命，去展示“國人的魂靈”，不是一個最恰當、最藝術的選擇嗎？從操作的角度講，魯迅選擇阿Q作為傳主，他可以更少顧慮，更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思想和藝術。因此可以說，魯迅是借了阿Q的“軀殼”，來塑造他的“國民魂靈的典型”的。

　　傳統的現實主義著力展示的是人物復雜多樣的性格側面，意識流小說側重描摹的是人物的心理流動。那么，魯迅是怎樣雕塑他的“精神典型”的呢？概括來講，我以為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陌生化”。魯迅很佩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地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的本領，創造性地發揮了果戈理的這一表現方法，在《阿Q正傳》中把人物的最日常的生活事件進行定格、放大、強化，就使人們司空見慣的生活變得強烈而陌生，從而折射出人物行動、性格背后的精神內涵，顯出一種驚心動魄的藝術力量。譬如阿Q與王胡比賽捉虱子，無聊而細小的事件，經魯迅的精雕細刻，就變得陌生神奇起來，把阿Q那種“美不過他們，同他們比丑”的變態心理表現得入木三分。這樣的例子在小說中俯拾皆是。

　　二是大量采用幽默、諷刺、夸張等藝術表現手法，凸現人物的靈魂和精神。譬如阿Q對小尼姑，他在骨子里是輕蔑的，一副正人君子的作派，但自從摩挲了小尼姑的頭皮之后，他卻突然覺得手指間有一種“滑膩”感，弄得心旌搖蕩起來，直到犯下“調戲吳媽”的錯誤。把阿Q靈魂深處的文化積淀和人格分裂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用的幽默、諷刺手法。再如描寫縣衙捉阿Q，官兵的興師動眾、如臨大敵；阿Q在臨刑前的畫圓圈，全力去畫，沒有畫好，從“羞愧”變得“釋然”。夸張手法的運用把阿Q的可憐、麻木、愚昧展示得觸目驚心。

　　三是插入作者的主觀議論，深化人物形象。按照傳記體的通例，對于所傳的人物，作者是可以議論和評價的，魯迅很好地利用了文體的便利，隨時夾進一些精辟的議論，成為作品的點睛之筆。如關于“勝利者哲學”的議論，說阿Q的得意“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個證據了”。一下把阿Q這一形象推到了中國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中。如阿Q遭遇了困惑難解的女人問題的時候，作者有一段“關于女人”的議論，正話反說，亦莊亦諧，深刻解剖了阿Q內心的矛盾現象，尖銳抨擊了封建文化中的“女性觀”。又如阿Q在臨死前恍惚看到了一片狼的眼睛，“不遠不近地跟他走”“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麻木如一段木頭的阿Q大約是不會有這樣的幻覺的，這是把作者的聯想賦予了阿Q，但就在這一瞬間把阿Q的死深化了、升華了。他的死，是民族的悲劇，文化的悲劇，時代的悲劇。但阿Q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的“精魂”，是永遠不朽的。實在說，阿Q不過是一個農村的流氓無產者，他本來負載不了那么多社會的、人生的、民族的、文化的內涵，是魯迅創造了他——一個奇跡般的“精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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