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臺灣基隆的一個貧困家庭。自清代起，家族連續五代都是七星礦區的挖煤工，所以父母對他沒有過高的奢望，只希望他成年后能繼承父業在礦區安分地挖煤，就夠了。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為了分擔家計，七歲的他上國小一年級，就在制服后面貼上“打工”兩個大字，在街頭招搖著找工作。差事很快找上門，只不過活兒不輕松，常人還不敢做，因為那得跟尸體打交道。

　　那年月，礦坑事故多，人命不值錢，通常是人死后就被草草地埋葬，因此常有人要幫忙挖墳墓。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替人挖墳。懵懂的年紀，還不太懂得挖墳這事不光彩不吉利，他接到任務后就不知疲倦地挖，直挖得汗流浹背挖得陰風颼颼，還只能掙到微薄的工錢。

　　連續挖了三年，他挖墳越多越害怕，再也承受不了內心的恐懼，終止了這項營生。他開始利用周末假日去替果農除草。其他的除草工除草不除根，一個月后就得返工，他先用鐮刀割，再用手拔，斬草還拔根，時間多耗去一倍，卻可以持續三個月到半年也無需再除。

　　漸漸地，果農們都知道他做事細致負責，爭相把除草的活兒交給他，甚至忙不過來也要擱上幾天等著他做而不愿交給其他人。望著其他除草工妒忌中略帶仇恨的眼神，他開始明白，原來做同樣的事，做得好與不好，結果會大不相同。

　　十三歲，他以優秀的成績考入基隆初中，父親卻因受傷生病再無法下礦坑。他決心代父去挖煤，戴上大頭盔穿上厚工服就進到攝氏四五十度的高溫礦坑，躬身去苦作。礦坑里伸手不見五指，手一擦汗炭灰便飛進眼里，辣辣的疼，更要命的是坑道布滿地下水，一旦誤踩入水坑，雙腳就得整天泡在濕臭的地下污水中，腫脹難忍，仿佛人間地獄。

　　接連幾天，他在煤坑不是眼睛受傷，就是雙腳被污水泡腫，甚至幾次還險些被坍陷的煤泥砸中，受盡了痛苦折磨。他在煤坑里的笨拙表現惹得工友們陣陣哄笑，有位老者看不過去，偷偷地送了他一只電筒。

　　那是一只外形簡陋且粗糙的電筒，光亮也微弱，但昏黃的光卻足夠照明地下的水坑和四壁的裂縫。于是，他再下煤坑，就先用電筒照亮環境，待到把危險都排除了，才專心地挖煤。這樣一來，受傷和危險的事再少有發生。

　　1969年，他考取了臺北商專會統科，成為礦區的一大新聞。為賺取學費，他打算去高爾夫球場當球童。可白天有課，球場又不設夜場，他只剩下大清早可以打工。

　　幸運的是，有位王老板習慣在清晨打球。這位王老板脾氣暴躁，天沒亮光線不好球常常打出后撿不回，他就要把球童訓上半小時，沒有球童樂意替他服務。可他一心想賺錢，顧不了被罵，欣然接受了這差事。

　　到了球場，四周黑壓壓的一片，他不由心里發慌，這才知道要在黑暗中找回打出去的一顆小白球不容易。到王老板開球前，他先站到球前面兩米開外，待球被打出后，就緊盯住那白點不放，還配合著聽球落地的聲音，再迅速朝落點飛奔過去。

　　他很快撿回球，樂呵呵地說，我眼力還不錯。那天，王老板練習了十八個洞，他集中眼力和心力去撿球，沒有遺漏一個。原來只要用心用力，世上沒有做不成的事。

　　可是半個月后的一次，球被打出去，他看得仔細也聽得真切，倉促地朝落球處跑去，卻怎么也找不著。他失落地返回來，惶然地等著被訓罵。出乎意料，王老板沒罵他，反倒平緩地說：明天給你配個電筒吧……這樣你就能看得更遠更清楚了。

　　他如釋重負地笑，不自覺地回想起當年在煤坑里挖煤時的電筒，也深信電筒能幫助自己更好更快地撿回小球。第二天，王老板守信地帶來一只精致的電筒，并與他說好，讓他提前守在落球的方位，把那片目的地照得明亮。這樣一來，被打出去的球就再也沒有丟失過。

　　一次休息時，他向王老板講起當年挖煤的事，提及電筒在煤坑的作用，反復感謝王老板的幫助。王老板哈哈地笑，語重心長地說：挖煤時帶上電筒，就能照清周圍的風險；撿球時帶上電筒，就能照亮遠處的小球……別小看一只小電筒，如果人的一生都帶著它，興許就總能比別人更早地看清隱蔽的困難和風險，總能比別人更遠地看見潛藏的目標和機會。

　　他驚愕地望著這個老者，默默地想，其實，更早地洞察風險，更遠地看清時運，是挖煤和撿球的妙方，不也正是做好天下事的良策嗎？

　　那以后，他遇事都以早洞察風險、早把握先機來提醒自己，終于取得了美國艾瑪拉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成為任教20多所學校的教授，并在而立之年后成功轉行營銷保險業，創下單件保額過4億、一天成交200戶房屋、半年賣出99部奔馳車等一系列紀錄。他，就是曾經的臺塑集團CEO王永慶的球童，如今被譽為“亞洲保險王”的蔡合城。

　　在一次演講中，蔡合城回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耐人尋味地說：“煤礦終會挖完，但還有個金礦沒有挖，只要你懂得為人生多備一只電筒，做到凡事都比他人更善于洞察更富有遠見，這金礦就一輩子也挖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