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兩萬五千里的紅軍長征有什么重大戰略意義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來小編這里看看這篇文章吧。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從宏觀上看，長征具有兩大戰略性意義：在當時來說，是挽救了共產黨和紅軍，使其獲得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對后人而言，是留下了堅忍不拔的長征精神，給人們以激勵。

　　關于前一點，可以作如下的闡釋：當時的蔣國民政府，面臨著兩個敵人——一個是尚在東北的日本侵略軍，一個是處于長江中下游的共產黨蘇維埃政權。眾所周知，國民政府以長江中下游流域(華中)為其核心利益地帶，在蔣看來，日本雖然是民族敵人，但距離遙遠，中間隔著華北，尚不能對自己的統治構成直接威脅，而共產黨力量地處長江中下游，猶如心腹之患，這顯然是蔣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故而蔣政府在日本已經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情況下，依然置民族危機于不顧，集中精力對共產黨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圍剿”，直至將共產黨和紅軍逼上了向西轉移之路。紅軍經過萬里長征，終于到達陜北。而與此同時，日本軍隊開始發動華北事變，企圖吞并華北，建立與偽滿洲國一樣的偽華北國。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如果說失去東北尚可勉強忍受，而華北就不同了，華北與華中是中國的核心地帶，失去了華北的中國就不成其為中國。對于蔣國民政府來說，更是如此。如果不能保住華北，不但中華民國的版圖殘缺不全，國民政府也會因此失去執政的合法性，而且華北一旦失守，華中就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日軍的炮火之下，國民政府的統治會立即變得岌岌可危。這時的蔣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內憂”實力受損，漸漸遠去，威脅減輕;而“外患”實力強盛，日益迫近，威脅加大。兩害相權取其輕。在此情況下，蔣作出了戰略性轉變，開始作抗日的準備，并開始探索聯共抗日的可能性。這樣看來，長征的意義就是在無意間減緩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而將蔣與日本的民族矛盾凸現出來，在客觀上將蔣集團引向抗戰之路。

　　對于中國共產黨自身而言，經過長征，也在無意間實現了一個由南方向北方的戰略性轉變，筆者以為，這個轉變與早先由城市向農村的轉變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于實現了由城市向農村、由南方向北方的戰略轉變。從城市到農村，使得共產黨找到了立足之地和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而從南方到北方，則使共產黨取得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說，由井岡山斗爭所實現的由城市到農村的轉變，解決了共產黨早期的生存問題;而由長征所實現的由南方到北方的轉變，則解決了后期的發展問題。筆者認為，如果沒有從南方到北方的轉變，那么從城市到農村的轉變的成果也會失去。因為，從地緣政治的原理來看，在長江中下游流域鬧革命，勢必與同樣地處長江中下游流域而且具有實力優勢的蔣集團產生直接的地緣沖突，從而形成不共戴天的敵對關系，無論外患如何嚴重，蔣都不會放棄剿共。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就陷入了極為嚴酷的生存環境之中，不但發展的余地很小，就連生存都成了問題。而經過長征之后，共產黨和紅軍不自覺地實現了從南方到北方的轉變，局面為之大變：與蔣集團的地緣矛盾明顯緩解，在中日民族矛盾日漸加劇的情況下，出現了國共兩黨和平共處乃至聯合抗戰的可能性，所以說當時國內政治格局和國共政策的所有變化都與長征帶來的地緣變化有關。此其一。其二，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當時的北方比之于南方，具有兩大有利因素：一是北方農民更貧困，也更強悍，較南方農民更具有革命性，更容易發動和組織起來，從而為共產黨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事實證明，到達了北方的共產黨猶如魚兒入水、蛟龍得海，迅速出現了發展壯大的新局面。二是北方靠近抗日前線，高舉抗日的旗幟，不但有利于提高威望、凝聚民心，獲得巨大的政治優勢，并且使得蔣集團失去了繼續圍剿的政治理由。

　　概而言之，長征引起的地緣政治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由于這是在自發而非自覺的情況下發生的，不但當年的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沒有認識到，即便現在的研究者也沒有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