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活躍著一大批文人。不僅文武百官大都來自文人，社會名流和士紳也多半出自書香世家和耕讀人家。由于傳統文化積淀厚重，中國文人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把名節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并衍生出許多傳誦千年的詩詞名句。比如，文天祥在獄中朗吟的“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于謙誓言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然而，作為一個群體，中國古代堪稱脊梁的文人雖然很多，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在所難免，瑕瑜互見的情形并非個案。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漢文學家揚雄、在安祿山那里做過官的唐代詩人王維、投靠亂臣司馬穎的西晉文學家陸機、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于己而誣陷蘇東坡的沈括，等等。

　　縱觀中國文化藝術史你還會發現，很多寫出不朽作品的文人墨客，也常常為時世所不容。比如說柳永，其詞作聞名天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金主完顏亮讀了他關于“東南形勝”的詞句后，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當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認為他格調不高，朝廷也不待見，考取進士后又被刷掉了，到頭來還是個“白衣卿相”。

　　值得關注的是，文人無行的現象只要一出現，就會遭到輿論抨擊，并被寫進各種紀實文字中，背上千古惡名。為什么古代詩文中對人才品行的著墨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濃墨重彩？筆者以為，除了文人地位在不同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價值觀所致。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變、萬世不易的'，而是隨著時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有所調整。管仲背叛公子糾而輔佐齊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貢的疑問時，卻是贊許的口吻，并不認為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來自敵對陣營，他們改換門庭的行為算不算變節呢？每當改朝換代之際，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寧死不為貳臣者畢竟是少數，總有一些文人倉皇失措，尋求自保。對于這部分文人的際遇，有人回護寬宥，認為是順勢應時之舉；有人痛加撻伐，鑒定為厚顏無恥之尤。

　　原因之二：被評價者知名度所致。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名人，由于備受世人關注，其瑕疵也會暴露無遺。其實，在中國古代的名人中，寧死不肯失節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淵明、顏真卿、辛棄疾、方孝孺、顧炎武、文天祥、譚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氣節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嗎？言行有誤、節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蕩的，又豈獨是文人？“此去亂離何日定，向來名節幾人全？”在江山易主、與民更始之際，歸附新生政權的何止是文人呢？據乾隆時期編纂的《貳臣傳》記載，降清的明朝高官多達120多人，文士只有龔鼎孳、錢謙益等幾人。

　　原因之三：評價者主觀性所致。人們對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總以為作品好的文化藝術家，形象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文人也是人，他們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會因七情六欲而犯傻，就像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樣，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過失。道德審判獨獨偏向文人，是不客觀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發蘇州》中寫到唐伯虎時，曾感嘆地說：“中國這么大，歷史這么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層層涂抹，夠沉重了，涂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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