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中模先生認為，新中國成立前，在中國學者中，對“屈原否定論的”的批評，卜的功夫最深、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1935年寫成了《屈原》一書，以后又發(fā)展為《屈原研究》(后載于郭沫若:《歷史人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對懷疑《屈原傳》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統(tǒng)而全面的批判。

　　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兩位，特別是胡適，對于《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犀利，但仔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小能成立。”例如，胡適有一個疑問(謂其第“四大可疑”)，即“懷土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對此，郭沫若指出，這是胡適沒有仔細閱讀原作而提出的問題。他說: 第四大疑問中的黔中和漢中，是胡適太著急，把原書看脫了一半。《張儀傳》上是說“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頃襄土_}一_年，才為秦所取。“武關外”便是指的漢中，二篇文章并沒有沖突。只是《張儀傳》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實，后來楚也沒有給它，小用說武關外的漢中也沒有到楚國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駁了胡適提出的幾個疑問(號稱“五大可疑”)之后，作出結論說:

　　據(jù)上所述，叫一見胡適對于《屈原傳》所發(fā)出的疑問均小能成立，更推到廖a;_rh,r}的疑問大約也小過如此。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雄辯地闡明了《屈原傳》的真實性，論證了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詩人”，以胡適為代表的懷疑派的思想基礎是唯心的實用主義哲學，“并小科學”的。

　　黃中模還介紹了郭沫若對孫次舟“屈原否定論”的批評。孫次舟在1944年9月6日發(fā)表在《中央日報》的那篇題為《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fā)疑》的文章里，根據(jù)《史記·屈原傳》中有“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的話，抓住“同列”“爭寵”幾個字，便指出屈原為“文學弄臣”。此議一出，陳思等先生即在《屈原辨正》(載《中央日報》1944年曰月14日)中指出，孫次舟的“發(fā)現(xiàn)”是“一堆可憐的余唾”，是用“臆度”的辦法企圖“把屈原這個所謂‘偶像’推翻”。在此基礎上，郭沫若也連續(xù)發(fā)表文章(如《屈原小會是弄臣》《從詩人節(jié)說到屈原是否弄臣》)，批駁了孫次舟的謬論。他說: 屈原是二間大夫，是楚國貴族屈、景、昭二姓中之 一姓的顯要。他的身份同小臣宋玉或齊之贅婿淳于J 1.畢竟小同。他做過左徒的官，這同一的官，后來的春中君也做過。春中君系以左徒而為令尹，足見那官位相當高，似乎和弄臣的職守也小相稱。這些都是相當堅強的反證，似乎也還小容易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