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幕歷史劇《屈原》是郭沫若歷史劇的代表作。全劇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橫斷面。在一天時間里，濃縮了屈原堅持聯齊抗秦、反對絕齊降秦、與楚國宮廷內保守勢力展開激烈斗爭的歷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電頌》是屈原在自尊的靈魂遭受最深侮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際叩問天地表達自身理想的宣言書。“獨白”以詩意化的語言賦予自然雷電以神力，讓雷電化作手中的倚天長劍，去劈開黑暗，去焚毀這黑暗中的一切，《雷電頌》淋漓盡致，不可遏止地抒發了屈原熱愛祖國、堅持正義、渴望光明、反對黑暗的理想與要求。《雷電頌》是正氣歌，它以史為題材，以劇為形式，以詩為靈魂，“把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的時代里”，表現了抗戰時期人民抗戰要求和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

　　當時，國民政府統治集團瘋狂推行消極抗日、積極的反動政策，氣焰囂張，橫行無忌。進步輿論遭到嚴厲壓制，進步作家遭到殘酷迫害。在沒有一點言論自由的環境里，人民大眾“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義要求難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陰—影沉重地壓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堅持斗爭的革命劇作家轉而致力于歷史劇的創作，借古喻今，用中華民族以往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的斗爭史跡，來教育和鼓舞人民，通過歷史人物之口，表達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這一時期歷史劇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為進步文化界的旗手、詩人、歷史學家，既從抗戰的現實斗爭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責任，又從往昔的歷史回顧中汲取著斗爭的力量與澎湃的詩情。皖南事變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藝的內容斷然無疑地是以斗爭精神的發揚和維護為其先務。目前的中國乃至目前的世界，整個兒是美與惡、道義與非道義斗爭得最劇烈的時代，也就是最須得對于斗爭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的時代。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因而也就再沒有比現時代更為鮮明，更為迫切。現實，最迫切地，要求文藝須作為反納粹、反法西斯、反對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發揮它的作用……”（注：《今天創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隨即拿起歷史劇這種文藝武器，英勇地投身到這場維護民族生存、爭取人民民主的嚴峻斗爭中。他這個時期創作的六部歷史劇，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寫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寫成五幕劇《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寫成五幕劇《屈原》，二月寫成五幕劇《虎符》，六月寫成五幕劇《高漸離》，九月寫成四幕劇《孔雀膽》，一九四三年四月寫成五幕劇《南冠草》;前后總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些劇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聶政、聶熒與俠累、韓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嬋娟與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與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與洪承疇，《高漸離》中的高漸離與秦始皇，《孔雀膽》中的段功與車力特穆爾等。在這些人物的劇烈沖突當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來侵略者、本國反動統治者和叛徒漢奸等形形色*色*丑類的本質，無情地鞭撻了他們貪婪狡詐、專橫兇殘、卑鄙無恥、自私自利的齷齪靈魂;一方面深刻發掘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英雄義士的高風亮節，熱情地贊揚了他們愛國愛民、忠貞剛直、見義勇為、大公無私、不怕犧牲等高尚品德。與黑暗反動勢力堅持進行頑強的不妥協的斗爭，是貫穿這些劇本的一個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對侵略、反對賣國投降、反對專制暴政、反對屈從變節，主張愛國愛民、主張團結御侮、主張堅持節操，是這些劇本從不同角度所表現的共同主題。作者所展示的這一幕幕歷史悲劇，與眼前現實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大大鼓舞了人們反對國民政府投降政策、堅持全民族團結抗日的斗爭意志，有力地抨擊了蔣中正集團的法西斯暴政，推動了正在進行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周恩來同志當時曾贊許地說：“在連續不斷的高|潮中，我們鉆了國民政府一個空子，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戰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