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6日，是著名詩人、歷史學家郭沫若的五十壽辰，又恰逢他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為慶賀這個雙重的日子，當時郭沫若所在的抗戰陪都重慶，以及香港、延安、桂林甚至海外的新加坡等地，都舉行了紀念活動。對于一個文學家，在生前就贏得如此廣泛的聲譽，這在中國歷史上還不多見。

　　當時正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打算寫一篇專文來表達他們之間的友誼。當時，周恩來借了一部分郭沫若的著作，預備在鄉居的期間讀上幾本，好使文章更充分一些。但當時，周恩來的活動特別頻繁，重慶又不斷遭到敵機的轟炸，他自己又有病纏身，根本抽不出時間來靜心讀書。臨近紀念日時，當地的報刊已經開始刊登紀念文章，但周恩來的文章仍沒有寫出。直到紀念日的當天凌晨，“書既不能讀，專文也不能寫，但是臨著這個日子，我卻不愿‘無言’……”于是周恩來奮筆疾書，寫出一篇名為《我要說的話》的精彩文字。

　　這篇文章，雖說為紀念郭沫若而寫，但卻選擇了一個很好的切入角度：從郭沫若與魯迅的相互比較談起。在文章中，周恩來敘述、分析了魯迅郭沫若不同的時代背景、人生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精神特點，準確地把握了社會對人的影響和經歷對人精神形成的作用;在大量的紀念文章中，可謂“別開生面”。

　　“在朋友中間，在文壇上，通常喜歡將魯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論。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應當做的事，可是有時候也成為多事。多事就是將無作有，將小作大，張冠李戴，歪曲事實，甚至分門別戶，發展成為偏向，這便不應該了。”

　　周恩來的文章，針對當時的一些偏見而發，表現出政治家的風度：把握原則又剖分區別。他是這樣談及魯迅的：“魯迅的時代，是一半滿清，一半民國的時代。他出身于破產的士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戌政變后的洋務教育，嗣后，留學東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參加了光復會。入民國后，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閑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這就是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的骨干。從此以后，他就公開的成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的叛徒，逐漸養成他在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可是他自己卻又那樣虔誠的愿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