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紀念，再一次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面而追悔莫及。他說：“自己實在有點后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的可以說是失之交臂。”他們究竟為什么失之交臂，個中緣由確實耐人尋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說，那就是《頭發的故事》。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還坦言，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吶喊》為止”。

　　正因如此，當郁達夫勸他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了。他說：“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魯迅卻不領這個情，他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終于并不藐視翻譯。”魯迅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年輕氣盛，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魯迅對此極不高興，說：“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贊許《不周山》嗎，那么，《吶喊》二版時，魯迅就偏偏刪去《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