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夏，郭沫若先生躺在病床上，他已經不能寫詩，不能編劇了，也即將告別他鐘愛的考古事業(yè)，但他還在關心著一個藝術之國——中山國。十年前，他曾經親自到滿城漢墓，仔細和中山靖王劉勝對話，撫摸傳奇的金縷玉衣。他聽說了平山縣又發(fā)現戰(zhàn)國中山國王陵，并出土了大量銘文，囑咐身邊的人給他拿銘文拓片來看，他要用生命的最后余光去撫慰他傾心的中山藝術。

　　中山的神秘，中山青銅器的精美，中山的悲歌慷慨，這些都使郭沫若終生惦念不忘。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表達他仰慕中山的情感：

　　中山是個藝術的民族，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那深沉悲壯的歌聲，它那婉約清麗的琴聲，它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們無緣傾聽和欣賞了，只有屬于兩千年前那些精美絕倫的遺物還留在我們的視線中，不時提醒我們：腳下這塊土地上，曾經有一個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個盛極一時的國家，如今……一切的繁華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隨時光的流逝隱遁于地下，我們努力地去想象那曾經的亭臺樓閣，那曾經的金戈鐵馬，那曾經的絲弦笙歌……

　　讀到這樣充滿濃濃深情的文字，我輩為之慨嘆，我們生于斯長于斯，似乎沒有人表達過如此美好熾烈的心懷。我們要感激郭沫若先生的關注，也為中山藝術感到驕傲，自然也要為我們研究的不夠深入，甚至為我們情感的“稀薄”而感到慚愧。

　　中山的確是個富有藝術氣息的地方。《史記?貨殖列傳》中曾記載了中山一帶的風俗：中山地薄人眾，有大量商紂王朝沙丘的“殷地余民”，丈夫“好氣任俠，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并且善于制作一些精巧的物品，手藝高超，大概因為心靈手巧，所以“多美物，為倡優(yōu)”;女子則鼓瑟鳴琴，邁著類似于今天的芭蕾舞步，“游媚富貴，入后宮，遍諸侯”。

　　并且史記中還記載了中山國人對音樂的酷愛程度，不但富貴人重視，就連“家無斗筲”的窮人也是“鳴琴在室”(見《鹽鐵論?通有》)，琴瑟之類的樂器普及率之高，是其他地區(qū)所望塵莫及的。或許正是因為有著廣泛的基礎，才使得中山國音樂、舞蹈藝術聞名遐邇。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我們今天無緣聽到那些美妙的樂歌，但戰(zhàn)國中山王墓出土了精美的編鐘、石磬以及鈴、鐃、鐸等大量樂器，都為我們研究其音樂藝術提供了幫助。經專家測定，中山王墓出土的一組14個編鐘，音域恰為三個八度，其音列結構與周王室用鐘一致。并且通過中山樂器的發(fā)展變化更加充分證明，那個時代七聲新音階已經確立，這對我國幾千年的音樂藝術都有重要影響!或許從側面看出，藝術的中山王國對我國音樂藝術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中山文物中，從銀首人俑銅燈和十五連盞銅燈上，還可清楚地見到中山國耍蛇逗猴的倡優(yōu)形象，讓我們領略到中山歌舞雜耍的些許余韻。考古專家說，如此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的誕生，一則鑄造者有高超的工藝，另外要有“生活”——他們一定非常熟悉人物原型和現實環(huán)境，所以才能“化成于心”，從而表現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