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郭沫若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一代留日作家之一，在不少作品中都從多個方面對日本形象有過詳細的或是抽象的描寫，塑造了各種日本形象。而日本女性的形象在其作品中更是富有典型，并且類型各異，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日本女性,形象,郭沫若,留日作家

　　中日兩國之間有著悠遠的文化交流，中國歷史文獻明確記載中日最初的交流使于漢代。由于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遠，因此，從古至今，中日之間文化交流才這般頻繁，到了現當代更是如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管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這些五四文學的發軔者，還是前期創造社成員，如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等，幾乎都是留日學生。正因如此，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在文學作品中都對日本的形象有過多方面的塑造，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沫若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代留日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日本的自然景物形象、男性形象、女性形象等都有過不少的描寫和塑造，尤其是在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郭沫若更是塑造了各種性格的日本女性形象，如《喀爾美蘿姑娘》里的買糖女和S夫人；《落葉》里的菊子姑娘；《鼠災》里方平甫的妻子等等。

一、善良型日本女子形象

　　作為一個典型的男權社會，日本女性一直以來都給我們一種溫婉、體貼、細膩的印象，日本女性說話的聲音是極其親切的，做事的動作是極其輕柔的。在郭沫若創作的關于日本的小說中，不乏這類優美的形象。

　　在小說《喀爾美蘿姑娘》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位溫柔善良、美麗動人的日本賣糖女形象。小說中的主人公“我”是一個有家室的人，然而，卻對賣糖女喀爾美蘿姑娘一見傾心，“我”的理智告訴自己這是不對的，但卻完全無法控制自己對賣糖女那滿腔濃烈的感情，因此，小說除了在表達主人公對賣糖女的深厚愛慕之情外，還流露出了淡淡的懺悔之意，即“我”對妻子瑞華的愧疚之感。

　　小說中，當“我”第一次見到賣糖女的時，就被她那瑩黑又柔媚的眼睛和濃密又鮮明的睫毛深深吸引住，心立即驚住了。之后，當“我”將妻子瑞華與賣糖女兩人比擬起來的時候，這樣寫道，“瑞華的面貌，你是知道的，就好像夢中的人物一樣，籠著一層幽邃的白光，而她的好像是在鎂線光中照耀著的一般奪目；瑞華的表情就好像雨后的秋山一樣，是很靜穆的，而她的是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靄；更說具體些時，瑞華是中世紀的圣畫，而她是古代希臘的雕刻上加了近代的色彩。”由此可以看出，賣糖女在“我”心目中是多么的美麗動人，令人心動。然而，賣糖女吸引住“我”的不僅僅只是因為她那動人的外表，還有她善良溫柔的性格。當“我”因為賣糖女多給了“我”兩個糖餅而去找她的時候，賣糖女不禁羞澀的告知“是因為有幾個太小了一點”，“啊，朋友，你能不動心嗎？這樣優美的心情，你能不動心嗎？”小說中的“我”不禁立即表達出這樣的心情，這也進一步讓讀者感受到郭沫若筆下這位賣糖女的體貼與善良。

　　正因“我”對賣糖女這份情不自禁的感情，讓“我”在理智與情感中倍受煎熬，一面是體貼細心的妻子瑞華，一面是善良動人的賣糖女，“我”對自己對瑞華的背叛感到深深的自責，但又控制不住，越陷越深，導致后來自己的性格越來越差，若是整整一天沒有見到賣糖女就會回去對妻子兒女大發雷霆，最終“我的性格已為她隳頹，我的靈肉已為她糜爛，我的事業已為她拋擲，我的家庭已為她離散了”。可見男主人公對這位賣糖女的愛慕與在乎，為了她放棄了自己的家庭與事業，她深深的影響了自己的性格與靈肉。

　　相似的形象郭沫若在《落葉》中也塑造了一位，《落葉》一文將一位日本姑娘菊子給中國留學生洪師武的四十一封信一一譯出來，從一封封感情真摯的信件中，向我們展現了一位善良、溫柔、體貼、真誠的日本女性。

　　菊子幾乎在每一封信的開頭都真切的稱呼洪師武為“我親愛的哥哥”或“我摯愛的哥哥”，表達自己對洪師武真誠的感情以及深深的思念與牽掛。菊子在信中不僅表現了自己對洪師武的思念之情，并且也讓我們看到她那顆善良體貼的心，比如她在信中寫道的，“哥哥，你的信不可寫太多了。你是寫給我的時候，一禮拜寫一次，或者兩禮拜一次便好了。千切不要耽誤了你用功的時間。”“我將來能夠稍微幫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這不是我的意志，一切都是聽隨哥哥的意志，聽隨哥哥的希望，聽隨哥哥的方便。”這幾句已經充分體現出菊子姑娘那顆體貼，溫柔，善為他人著想的心。最重要的是，菊子姑娘作為一位日本女性，能夠體會洪師武作為一名戰敗國子民的那種悲哀與無奈，她甚至愿意隨著洪師武一起回中國，并且認為自己若是“對于哥哥的祖國一點也不能貢獻什么，這是最沒意思的”，她為了洪師武“什么的都能忍，什么都甘受”，菊子姑娘的這種種思想與行為不禁讓讀者深深的感受到這位柔弱的日本女子那種溫和、善良、體貼、真誠的性格。郭沫若在文章小序中寫道，“我無論讀歐美哪一位名家的杰作，我自己要誠實的告白，實在沒有感受過這樣深刻的銘感的。菊子姑娘的純情的，熱烈的，一點都不加修飾的文章，我覺得每篇都是絕好的詩。她是純任著自己一顆赤裸裸的心在紙上跳躍著。”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對這位日本女性的高度贊揚。

　　郭沫若筆下，賣糖女和菊子姑娘同屬善良型的女子，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外表美麗動人，性格極其溫柔善良，愿意為他人著想，這類日本女性實際也是一種烏托邦的形象，作者在塑造這類形象時，想象的成分多于現實的成分，她們是一類高于現實的形象。實際上，當作者在塑造異國形象時，文學在異國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單純對現實的復制或描寫，而被放在“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互動關系中來進行考察，按照這樣的研究范式，一個社會在審視和想象“他者”時，也在進行著“自我”反思，因此，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同時傳遞出“我”的某種信息。因此，筆者認為，在這類女性身上不僅反映了現實生活里，作者心中日本女性的某些基本特征，同時也折射出傳統中國女性的美德。20世紀初，中日兩國都在進行著改革，接受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有所不同的是，日本雖然改革，但仍未完全摒棄傳統，而是將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結合起來，相反的，中國卻將傳統中好的壞的一并消除，卻又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新的觀念秩序，知識分子在這樣一種格局下感到茫然，所以說，當郭沫若在日本感受到女性溫和、善良、體貼的性格特征時，無法不在作品中流露出贊揚的思想，其深層意義就是，在當時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背景下，作者對中國傳統女性身上優美品德的某種回想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