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雖然大街上的風吹來陣陣寒意，北京的陽光還是燦爛的。在詩人劉湛秋零亂的家中，李英(英兒)在顧城悲劇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國內記者的提問。她想擺脫過去的陰影，她想面對公眾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學夢……但提問和敘述都還得從無法繞開的悲劇展開。

　　在激流島上過著“影子”生活

　　我從一開始認識顧城，就陷入到唯美主義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顧城出國前，我只見過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沒有單獨見過。每次像進殿堂朝圣一樣，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環所籠罩。

　　后來我之所以要出國，就是特別想爭取一個自由空間。北京的胡同能帶來人際關系的親密，但沒有私人空間，起碼沒有自己的房間，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劉湛秋的愛情都在壓抑之中。我想找一個地方，沒人管我，海闊天空地活。還有一個想法，想在國外打造一個空間，邀請湛秋出國，我們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離開北京去新西蘭，到了激流島上一個星期之后，我對顧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為當時錢是一個具體的問題。氣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沒有見過顧城那樣不好的臉色。我意識到讓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對錯，我原以為我的自由和獨立不是世俗的。謝燁告訴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緒非常極端化。過了幾天他的態度緩和下來，我也喘了一口氣。

　　其實島上找不到工作的，沒有商業和工業，也沒有別的華人。這島是顧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時找到的，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些有厭世傾向的英國移民聚集到這里。顧的孤獨感是與生俱來的，不合群，表面上對人很禮貌，但不容易和人溝通，他說找到一個可以溝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與顧城溝通，我感到非常榮幸。當時我以為自己非常成熟，他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能聽懂，能理解他夢幻的空間。他對我也一樣。

　　在島上時間長了，我和顧城能進入談詩、談精神的東西，我開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對他的渴望化成一個世俗的現實。湛秋在我們一開始就說即使他離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結婚，不想再戴上鐐銬。開始時對我的傷害很大，在島上我可以沒有這個痛苦，可以只談精神，不談身體之愛，我以為顧城可以給我帶來這些。在國內，我和湛秋的關系是秘密的、壓抑的，對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講，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覺對所有的女朋友講出來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飯店吃飯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沒有熟人。這也是刺激我出國去那島上的一個原因。

　　在島上我卻又成了另一個“影子”。奧克蘭的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去，我不能說為什么不去。臺灣媒體來采訪、約稿，我都會在事前離開房間躲到海邊去，雖然他沒有說要我離開，但我意識到自己得給自己一個臺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