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以“童話詩人”著稱于世，他的童話般的詩作中洋溢著他純凈的童心。

　　1987年夏天，我在德國旅行，聽說顧城和他的妻子謝燁也從國內來了，我每到一個城市，就聽人們說，顧城要來，或者，顧城走了，永遠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國。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學見到了顧城。他頭戴一頂直統統的布帽，就像一個牧羊人，并且帶有游牧的飄無定所的表情。他說這半年來，他這里待待，那里待待，最終也不知會去哪里，后來，聽說他去了英國，美國，又聽說他去了新西蘭，在那里放羊。到1992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國，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國學生來敲我的門，對我說：“你看，誰來了?”我伸頭一看，走廊拐角處，顧城靦腆地站著，依然戴著那頂灰藍色的直統的布帽。我說：“顧城，你在放羊嗎?”他回答我說，是養雞。

　　顧城說他從小就想要一塊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為墾荒作準備，他甚至收集了關于木耳的知識，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種生長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來才知道，顧城在我從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謝燁。他們生活在這擁擠的寸土為金的城市里一間租賃來的小屋，那里的空氣使顧城窒息。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樓房與高墻分割為一條條、一塊塊，路面也是支離破碎的，而且車水馬龍，走在路上，簡直險象環生。

　　有一天，顧城決計要走了，他徑直來到十六鋪碼頭的售票大樓，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條船。他向謝燁要20塊錢買一張船票，謝燁靠窗站著，用身體擋住窗口，以防顧城一頭栽下去。他們僵持了很長時間，誰也不讓誰。十六鋪是個嘈雜的地方，每天有十幾萬流動人口在這里經過和滯留，輪船到岸和離岸的汽笛聲聲傳來，時間在一點一點過去。后來，謝燁說，顧城，你看見嗎，馬路對面有個賣橘子的老頭，你去拿個橘子來，無論是要還是偷，只要你拿個橘子，我就給你買船票。這個橘子其實就是簽證一樣的東西，代表一種現實的可能性。顧城想來想去，就是沒法去拿這個橘子，從小做一個乖孩子的教育這時候涌上心頭，乞討與偷盜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謝燁回了那個小屋。

　　我想后來顧城在歐洲，還有美洲，走來走去，其實就是為了得到一個橘子，然后去搭一條船。他們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滯留在了新西蘭的城市奧克蘭，在那里，謝燁生下了他們的兒子木耳。奧克蘭的冬天很冷，他們很窮，買不起木柴，朋友們就送他們許多報紙燒壁爐。晚上木耳睡著了，謝燁燒壁爐，顧城就在壁爐前翻報紙。不識英文但識阿拉伯數字的顧城專門翻看房屋出售欄目，將價格低廉的售出啟事一張一張剪下來，第二天，帶到奧克蘭大學請一位教授朋友幫忙審閱。這朋友一張一張地看，說，這是一個廁所，這是一個電話亭，這是一個汽車棚。接著，他的眼睛睜大了，他幾乎不敢相信。這座房子在離奧克蘭不遠的海島上，他們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們上島，走下碼頭，涉過海灘，走進了黑壓壓的森林。這是座太平洋的島嶼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樹葉，遮住了天日，腳下是柔軟起伏的落葉，那就是高更離開巴黎所去的那樣的島嶼。他們走了很久，幾乎絕望的時候，一座紅色的房子出現在眼前。就是這房子，在破了一個大洞的屋頂之下，有一個臉色蒼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壞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見了來人中的顧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顧城說話。他看著顧城，說：“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嗎?”顧城問：“什么時候?”“50年以后。”“沒事，我只要20年。”于是問的和答的都釋然了，開始進入關于房子的談判。

　　我讀顧城最近的一首詩，題目叫做，我們寫東西。詩里說：我們寫東西，像蟲子/在松果粒找路/一粒粒運棋子/有時/是空的/集中咬一個字/是壞的/里面有發霉的菌絲/又咬一個。詩里還說：不能把車準時趕到/松樹里去/種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呢?語言，就是“集中咬一個字”的那個“字”，對于顧城是什么意義呢?

　　1987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學聽顧城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語言就像鈔票一樣，在流通過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臟又舊。但顧城有時也需向現實妥協，他承認語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這功能和人交談，在大學講課，于某些場合介紹自己和自己的詩。這使用功能于他還有一種船的作用，可將他渡到大海中間，登上一個語言的島。這是一幅語言的島嶼景觀，它遠離大陸，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語言的聲音和畫面浮現出來，這是令顧城喜悅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