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他就像是一個一直守候在自然童話里的孩子，他拒絕世俗的塵霧，抑或說是為了逃避社會紛擾，希望像古人那樣寄情自然萬物，超脫紅塵。

　　初次與顧城及其迷人、聰慧的妻子謝燁相遇，是1992年3月22日，在顧彬(Wolfgang Kubin)柏林的公寓。謝燁同樣也是一位詩人。顧彬2月份就告訴我，顧城夫婦將于3月初抵達德國，并在此呆上一年。隨后我被問及是否想和他們見見面，然我只能這么回答：現(xiàn)在不行，因為我有份“家庭作業(yè)”在身，這份“家庭作業(yè)”是顧彬妥帖布置和交待的：即在他組織的“200年《紅樓夢》”論壇上做一個報告，該會議定于1992年4月21～23日在波恩舉行。3月21～22日，顧彬還是一如既往地來柏林看望女兒安娜。他把小兒子顧子彬(Aurel)也帶來了。我的大兒子瑪立安(Marian Jr.)當時恰好也跟我在一起，顧彬告訴我們，他想與顧城、謝燁一起去參觀200年以來德國文化史上知名人物的墓地，如沙米索，蒂克，蒙森(Theodor Mommsen)，還有一些其他的人。

　　認識顧彬的人都知道，他喜歡去墓地。對顧城而言，也不驚奇。永恒的安息地在詩人的世界中自有其意義。誕生之前的“存在”、誕生：即這塵世的生活、死亡、死亡之后的“存在”，這些佛道意義上的生命，是顧城作品和思想偏好的主題。這些在“生命”的意義上不同于生活，生活只是在胚胎受孕到肉身死亡之間。在柏林的克羅伊茨貝格區(qū)的兩個墓地，顧城對那些大人物們并沒有表現(xiàn)出特別的興趣。那些墳墓靜息于此，可能連名字都沒有刻上。顧城和我的交談要比顧彬多很多(比起親自參與討論，顧彬在交談中更愿意傾聽，至少我遇到的情況向來如此。)顧城始終將這次交談的話題鎖定在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而無不為”語出《道德經(jīng)》第48章，是顧城與外界關系的前提之一。然我不確知，為什么他常常將之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聯(lián)系起來，這至少讓我感到驚訝。顧彬在說及蒙森是德國的司馬遷時，顧城對此也沒有做出反應。盡管我有興趣討論老子的理論對我們的現(xiàn)實意味著什么，但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我還是不太想從他們二位那聽些什么了，所以令人高興的是，話題出乎意料地轉移了。梅林大壩(Mehringdamm)的墓地顯得格外蒼涼，籠罩在柏林初春的寒氣中，顧彬憂郁的面孔，顧城抑郁的天性和《簡歷》(一個簡短的自傳)這首詩，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