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舉措

　　政治

　　曹操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精于兵法，著《孫子略解》、《兵書接要》《孟德新書》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并反映漢末人民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他在政治上的功績亦是不凡的。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

　　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并非無據。而且曹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曹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總的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曹操在漢朝的名義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積極作用。

　　在選拔人才方面：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曹操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制，強調“唯才是舉”。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