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這篇文章敘述了事情的本末源起，通過描繪岳陽樓的景色及遷客騷人登樓覽景后產(chǎn)生的不同感情，表達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曠達胸襟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

　　范仲淹《岳陽樓記》主題解讀

　　“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一提起岳陽樓，人們就會很自然地想起千古名臣范仲淹，千古名文《岳陽樓記》，想到其中表明范仲淹寬闊胸襟的句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還會贊頌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可以說，人們把太多的目光和關(guān)注給了范仲淹，而很少會有人想到功不可沒的滕子京。

　　《岳陽樓記》從何而來呢?細心的人不難發(fā)現(xiàn)，北宋慶歷六年(公元1046年)，滕子京函請范仲淹為重修的岳陽樓作記，而此時，作為朋友的范仲淹深知滕子京內(nèi)心有一種難以掩飾的遭貶的郁悶，但卻并不因此頹廢的微妙情懷，于是放筆為文。因此筆者以為，稱贊滕子京才是本文的核心;而勸勉老友與自己共勉，自己也將向老友看齊有一番抱負，才是本文的真正立意所在。

　　我們看范仲淹之言：“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足見其稱頌之心。當(dāng)然，作者深知對于遭貶之人不宜敘述過甚，尤其是滕子京，被貶就因其“負大才”“為眾所嫉”。于是作者在洞庭勝景之后一筆宕開引出“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一悲一喜。而滕子京是怎樣做的呢?他沒有向別人那樣“憂讒畏譏”，意志消沉，精神頹廢。相反，他勵精圖治，憂國憂民。他在岳州為官三年，就被當(dāng)朝史學(xué)家司馬光稱贊為“治為天下第一”。可見，滕子京處江湖之遠是能憂其君，并勤政愛民的，他本人就是具有古仁人之心的人。但范仲淹能這樣直露嗎?不能!于是范仲淹“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最后，作者順勢一轉(zhuǎn)作結(jié)，言到“微斯人，吾誰與歸?”言外之意不就是說：好在還有你這樣的人，不然，誰還是我的志同道合者呢?這難道不是作者與滕子京共勉嗎?

　　但是，我們在對課文解讀的時候，常常是只看到范仲淹的闊大胸襟及偉大抱負，而忽視滕子京就是范仲淹筆下的“古仁人”，更會忽視范仲淹是在勸勉友人，從而片面地認定作者是在抒懷!我們不妨想想，如果范仲淹是在借作記而抒懷，說自己是如何如何有抱負有雄心，那不是在夸贊自己嘲諷友人嗎?這可能嗎?答案當(dāng)然是不可能，因為滕子京被貶的原因范仲淹是知道的。在這里需要插入一筆，史料記載，滕子京與范仲淹是同榜進士(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即公元1015年)，兩人交情頗厚，滕子京被貶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并且在被貶前經(jīng)范仲淹與歐陽修多方周旋，才得以免除更嚴厲的處分。如果像有的人所說，本文中范仲淹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情懷的話，那請問，范仲淹就不能專門為自己寫一篇文章以明心志嗎?以范仲淹的才能這是可以做到的，他又何必要在此時讓友人產(chǎn)生誤解呢?如范仲淹真的有那種意思不僅顯得他不厚道，也與我國的傳統(tǒng)美德不相符。我以為，后人這樣解讀不僅陷范仲淹于不義，也有悖于我國的傳統(tǒng)道德。

　　因此，于情于理，筆者覺得在本文中范仲淹主要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闊大胸襟及雄心壯志!后人在解讀文本主題的時候往往會有意夸大某一方面，特別是會有溢美作者的傾向。這是一種偏頗。如本文中，我們只見范仲淹對古仁人精神的傳揚而忽視滕子京的身體力行，就是一種不該有的偏頗!

　　千古文章千古事，先憂后樂永流傳，一代名臣范和滕，精神養(yǎng)料后人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