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漢族。蘇州吳縣(今蘇州市)人，生于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下面我們?yōu)榇蠹規(guī)硖剿鞣吨傺臀膶W思想，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探索范仲淹文學思想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謚號“文正”。作為政治家，范仲淹大膽革新，勵精圖治，是慶歷新政的中流砥柱;作為軍事家，范仲淹白首守邊，苦心經營，在西北構筑了一道堅固的國防屏障;作為文學家，范仲淹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提出了一系列力矯文弊的文學主張，并以出色的創(chuàng)作實績卓立文壇，對宋初文學的撥亂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歷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上世紀研究者多關注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范仲淹，對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績、軍事理論、軍事成就等探討較多，宏觀微觀，成果斐然，對于文學家的范仲淹相對傾力較少。21世紀以來，范仲淹的文學成就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研究者日漸增多，論文論著頻出，但綜觀之，對范仲淹詩詞文賦等創(chuàng)作實績的研究偏多，對其文學思想、文學理論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論及，也多側重于文學功能論、文學風格論，對其文學本體論、文學創(chuàng)作論、文體論等闡發(fā)不夠。本文擬從宏觀角度對范仲淹的文學思想作一梳理，對其中主要觀點進行一定探討，以期能引導對范仲淹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質相救，宗經復古

　　宋自開國歷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社會承平日久，不思進取，但同時，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正如范仲淹所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使他發(fā)出“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的呼聲[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蓋的國用無度、百姓困窮、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實情況，發(fā)出“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張，以期達到“朝廷無過，生靈無怨”的目的。在這種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十分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說:“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1]238，認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善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統(tǒng)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范仲淹不滿于宋初文壇的柔靡卑弱，說:“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文章柔靡，風俗巧偽”[1]238，“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guī)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wèi)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變革文風，以厚其風化?！墩撜Z•雍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與內容相統(tǒng)一，才是正?，F象，針對宋初文壇柔靡文風，范仲淹提出了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他在《奏上時務書》中說: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圣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過文與質體現，質弊則內容晦澀，難起教化作用，文弊質木無華，導致行而不遠，只有文質相救，才能文質彬彬，有補于時，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視文質相救，以厚其風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認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質”。怎樣“救之以質”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1]，“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經復古的主張“救之以質”。他說: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1]238。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食埮d，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于三代[1]186。教育的宗經，政治的教化，與文章的厚薄是因果關系，因此這里的“宗經”不僅關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時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經，恢復古道。對于師經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贊賞有加:“仲涂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歟。”[1]183對于不根經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銳批評:“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1]183在具體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視當政者對世風文風的引導作用，上書建議皇帝“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積極措施改革科舉，選用通經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1]238范仲淹的“文質相救”、“宗經復古”文論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輔成王道”，本質上屬于其政治論范疇，在價值取向上與楊雄、李鄂、王勃、韓柳以及宋代其他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識和復古精神，[3]424雖缺乏獨創(chuàng)性，但對于宋初文風的革新，引導北宋詩文運動的健康開展均具有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