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寫的是對歷史的評價、對人生的看法，是為詞之別調。然而，作者尚未完全擺脫詞為“小道”、“末技”的世俗之見的影響，這就決定了此篇的風格必然是戲謔的。

　　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

　　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系?一品與千金，問白發、如何回避?

　　譯文

　　昨夜讀《三國志》不禁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權謀機巧，只落得三分天下，仔細一想，與其這樣，還不如象劉伶，喝他個酩酊大醉。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活到百歲。少年時癲狂無知，老了又瘦弱焦悴。只有中間那，一段年輕，怎忍心用來追求功名利祿。就算是官位一品，富貴百萬，試問誰能躲過老冉冉將至。

　　賞析

　　此詞副題是“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范仲淹為什么要向歐陽修傾吐衷腸呢?原來歐陽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時“景祐黨爭”，歐陽修就堅定的站在范仲淹一邊。時以吏部員外郎任開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權相呂夷簡擅權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圖》，又上《帝王好尚論》等四論，批評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權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信呂相的仁宗將仲淹貶黜出京，當時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辯，而諫官高若訥卻討好呂夷簡，說范應當貶官。歐陽修痛恨諫官高若訥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竟不分是非，行為卑鄙，于是寫了《與高司諫書》，斥其一味迎合權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歐陽修也因此被貶夷陵。政治上的風雨磨難，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歐二人最終成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對者攻擊改革派引用朋黨。此時已奉調回京的歐陽修任諫官，為了回擊反對派的無端指責，支持慶歷新政，又寫下了著名的《朋黨論》。可見范仲淹和歐陽修志同道合、同仇敵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