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始終以嚴肅、悲憫的心情注視和關心著社會;以積極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實地反映現實生活。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生活在唐朝由興盛走向衰落的時代，他的詩是時代的鏡子，尤其是他晚年的詩作，更體現出強烈的對社會政治、對苦難人生的無盡感慨。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在詩作中折射出內心世界的悲情，形成了我國古代詩壇上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悲詩。

　　杜甫自己曾經說過，“文章憎命達”，這確實揭示了中國文學的某種規律性的東西：仕途順利，身處廟堂臺閣似乎總是寫不出優秀的文章，只有身為命運的棄子，才能最終成為文學的寵兒。杜甫正是后者的典型──其詩作沉郁頓挫的風格與深沉的儒家情懷構筑起了杜詩的“悲情”的底蘊。正因為如此，昔人稱“杜詩強半言愁”。杜甫詩作長于以悲劇題材來表現其沉郁、長于以悲劇色彩來抒發其情懷。由此“悲情”成為了杜甫詩作的脊髓，“悲詩”成為杜詩創作的主流，因為積極入世、憂國憂民的情懷牽系著他的一生，然而儒家追求思想的同時也預創了中國的悲劇意識──一個人執著地追求理想往往暗示他可能的悲劇性。這是一種理想的執著追求和這種理想的現實條件下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一種理想的失落而失落者對理想又有著永恒的懷念和執著之間的矛盾，這對矛盾中構筑成詩人杜甫的悲劇情懷。

　　悲劇是一個戲劇種類，它也是一個美學范疇。悲劇性是其核心，它是使悲劇具有最激動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文化意義的力量。悲劇性在現象形態上有兩種：一是現實的悲劇性，一是藝術中的悲劇性。悲劇意識是對現實悲劇性的一種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現實的一面，又有主動地認識現實、結構現實的一面。中國文化的悲劇意識體現在各類文藝體裁中，由于中國文化以詩文作為文藝的最高價值，因此中國的悲劇性藝術不是以戲劇而是以詩詞為核心的，似乎也可說，在典型地反映悲劇意識上，西方為悲劇，中國為悲詩。劉鶚在《老殘游記》自序，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