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的《杜甫傳》一書，是在準備開課時偶然尋得。開課的課題是杜甫的《石壕吏》，詩中的杜甫猶豫、徘徊，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記錄下了石壕村中發生的抓壯丁一事。不了解杜甫的一生，何以讀懂“三吏”中的這一首，又何以走進杜甫的情感深處呢？于是，這本《杜甫傳》便成了不得不讀的一本書。

　　講到杜甫，總要同時想起李白。李杜二位大詩人之間的區別，《滄浪詩話》中已一言以蔽之——“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從我的主觀角度看來：于人，更認同青蓮的飄逸豪放，于詩，則更欣賞少陵的沉郁頓挫。

　　“沉郁頓挫”這四字評語，正是杜甫一生的艱難苦恨在詩句上的投影。從外部環境來看，杜甫生不逢時，中國正從歷史的最高潮滑向低谷。但國家不幸詩人幸，亂世中的顛沛流離，讓杜甫吃盡了苦頭，卻給中國文學史獻出一位詩圣。

　　然而從更深層次可以看到，杜甫的人生悲劇和藝術成就來自于文人生存的依附性與詩人思想的獨立性之間的互相擠壓。這不僅是杜甫，也是中國古代大多數文人苦苦掙扎的根源。

　　長安十年，杜甫是矛盾的，既羨慕自由，又渴望官職。在唐代政治日漸走下坡路，人民不斷被剝削的時候，杜甫開始關注民生。安史之亂讓李唐王朝一蹶不振，杜甫的被迫流亡讓他擁有了接觸民眾的機會。然而，等他又回到皇帝身邊時，他的詩變得“充滿了初唐以來應制詩、奉和詩一向慣用的詞藻，缺乏充實的內容”，但事實上，杜甫并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后來杜甫被派到華州，他才“從一個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詩人的崗位上”。從此，他開始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揭露朝廷的缺陷。不過，杜甫終究是“封建社會里一個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人民因為國家連綿不斷的兵役而痛苦不堪，但為了保衛國家卻不得不這樣，杜甫此時的矛盾已經不是關于個人，而是對于國家對于人民的無限憂慮。《石壕吏》正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杜甫傳》的作者馮至既是一位詩人，同時又是一位研究德語文學的學者。因此，從《杜甫傳》中，不難從字里行間看出作者的深情和嚴謹。全書篇幅不長，就十幾萬字，卻是高度濃縮，決不摻水。據說《杜甫傳》在《新觀察》上連載時，毛澤東是每期必看，連載完畢后，毛澤東說：“《新觀察》現在將《杜甫傳》登完了，我《新觀察》也不要看了。”

　　國家不幸詩家幸。杜甫幸好沒有做上大官，沒有做久官，才給我們留下了這么多雄壯的詩篇。這從他秉持的理想來說也算是得其所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