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返鄉，生出一個強烈的欲望，就是讀杜甫。

　　少時讀唐詩，喜歡“三李”。李白傲視權貴，張揚自我，可謂飛揚跋扈;李商隱耽于夢境，迷離惝怳;李賀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詭異。三人的個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傾注內心，富于主觀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傾向于社會，而且嚴謹有余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懷疑他開始吟唱時就已經衰老了。

　　其實，杜甫有過一段頗稱意的青春時光。二十歲時，他快馬輕裘，浪游天下，然后進入京都，試圖實現宏大的抱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讀書人考不上公務員就意味著沒有了出路，只好咬緊牙關滿滿呆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是什么滋味呢?他趕緊給皇上獻上三大禮賦，好不容易賺來一個“左拾遺”的小官，結果，又因替人說好話給丟掉了。從此，他開始了漫長的漂泊生涯：別兩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峽而入湘楚，顛沛恓惶，最后在一條破木船上凄涼地死去。

　　京城是一個政治課堂，在這里，詩人目睹了以皇帝為首的特權集團的各種劣跡。這時，國勢由盛轉衰，又值安史叛亂，然而，無論社會如何動蕩，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斂。集權與腐朽是一種共生現象，古今皆然。對此，杜甫在詩作中時有譴責。早先讀過的《麗人行》，寫楊玉環姐妹上巳節在曲江游春宴飲的盛況，記得那時欣賞的是華麗的文辭，其實，它對炙手可熱的權勢集團的諷刺，卻是無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開了杜甫的視野，由此，他對底層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萊”，他聽到“老弱哭道路，但愿甲兵休”，他寫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述懷》、《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別”系列，以詩的形式為歷史留下忠實的記錄。從前以為杜甫是內斂的，壓抑的，通讀才知道，他其實是深情而又激越的。在詩集中可以看到，詩人常常使用對比的手段，展示整個社會的階級對立、貧富懸殊的嚴重性，控訴人世的不公。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通俗的詩句，人所熟知;相類的還有“富家廚肉臭，戰地顱骨白”;“百姓瘡痍合，群兇嗜欲肥”;“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等等。杜甫大量使用創傷性字眼，這在中國詩史上很少看到。他并不刻意追求傳統的“詩意”，不考慮所謂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于格律等形式的教條，雖然他精于此道;實際上他更多地使用古體，尤其是當他為現實生活所壓迫、所震駭，而決意以事實表達不平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