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不僅貫穿于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而且貫穿于他的一生。對后人形成關注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情感有著深遠的意義。

　　杜甫的一生經(jīng)歷了巨大的歷史動蕩和人間苦難，閱盡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公正社會的黑暗和罪惡，與最底層人民一起顛沛流離，休戚與共。他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不僅貫穿于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而且貫穿于他的一生。對后人形成關注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情感有著深遠的意義。時至今日，仍然滋養(yǎng)著華夏兒女的精神世界。

　　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儒守官 家學淵源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 儒家“入世”、“有為”的進取精神從小便對他產(chǎn)生影響，并終其一生。“忠君”、“愛民”的愛國思想也深入骨髓，成為其詩歌中體現(xiàn)的憂患意識的內(nèi)在動因，也成為詩人漂泊艱辛的一生堅持不輟的創(chuàng)作主題。

　　他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的重視。20歲以后，他到江南的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又于次年到齊趙一帶漫游。在這兩次漫游里，他飽覽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東的文化，開闊了眼界，豐富了見聞。天寶三載(744)，他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游齊魯，結(jié)下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算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jīng)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年輕的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并未正視。他過著登山涉水、高歌游獵、“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浪漫生活，但也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其時詩作雖有象“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