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講述的是“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鄂溫克人近百年來的生存狀況和當下困境，小說在地域書寫上展示出特有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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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以人類學為知識背景的地域性文化形態(tài)的書寫，漸漸成為中國文壇的一種突出現(xiàn)象：張承志癡迷于伊斯蘭文化思考與探索的心靈史、阿來描繪著世界屋脊上藏民族文化的奇幻、紅柯叼著新疆的磨合煙躍馬天山成為“西去的騎手”、張煒奮力拖著“古船”“游走在半島地區(qū)有幾十年”、賈平凹孜孜不倦地站在黃土高坡上吼著“秦腔”，遲子建則耐心地在白雪籠罩的白夜念叨著北極村的馴鹿。這些都成為近年來純文學閱讀界熱切關注的對象。

　　人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符號，對人的生活形態(tài)的描寫，必須要揭示其被一種特定文化所影響和被制約的文化內涵。文學是人學，是描寫人的生存狀態(tài)、精神活動形態(tài)以及各種欲望的藝術文本，這就要求作家必須切實地掌握特定對象的社會構成與人生狀態(tài)。于此，特定自然環(huán)境中的人物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來的地域性語言形態(tài)(方言方音)、人際關系和人與自然交往的各種禮儀、習俗、傳統(tǒng)等，必然地成為作家努力展示的對象，作品中的事件、組織和活動等情節(jié)設置，也必然是這種特定文化的內在動力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有深度、能夠保持長久生命力的作品，在描寫獨特人生形態(tài)的同時，還必須揭示出一個地域成員認同和踐行的族群價值與信念，揭示出這個地域群體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表現(xiàn)。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就有了一個審視遲子建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切入點。

　　《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的標題，就昭示著鮮明的地域性，因為河流左岸就是俄羅斯。我認為這個標題具有三重含義：國家意識、鄂溫克民族的種族意識、地域性。首先，“岸”是國界，在小說中，作者使用了鄂溫克民族的遷徙歷史和清代以來被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驅趕至“右岸”等事件，借用鄂溫克人對往昔家園的回眸，表現(xiàn)了一種國家意識，即作品人物所說：“河流的左岸曾經(jīng)是我們的領地，那里是我們的故鄉(xiāng)，我們曾是那里的主人”;其次，標題強調了鄂溫克民族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由這種環(huán)境制約而形成的種族意識;第三，凸顯了“中國北極”的“奇妙”景觀。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我出生在黑龍江畔的北極村，這是中國最北的小村子，界河那邊就是蘇聯(lián)了。小時候住在姥姥家里，每天早晨起來，看到太陽從蘇聯(lián)那邊升起，常常有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

　　這種童年記憶已經(jīng)積淀為一種潛意識，常常成為制約作家寫作思維的一股暗流。她說得很直接：“我的故鄉(xiāng)有廣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時間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爐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園、晚霞……這都是我童年時最熟悉的事物，我憶起它們時總有一種親切感，而它們最后也經(jīng)常地出現(xiàn)在我的作品當中。”也就是說，生在同樣的地域環(huán)境中，同樣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觀對人的思維方式的模塑，同樣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價值評判傾向，讓遲子建可以比較順利地進入鄂溫克人的生存語境。于是，作家在小說中，在一定程度上描寫了對象的心理意識和價值取向，尤其是世界的認知方式，如鄂溫克人把“日出的方向”稱東，“日落的方向”稱西，“中午太陽的方向”稱南，“太陽到不了的方向”稱北;鄂溫克人主要靠太陽和星星來計時;白天按“天剛亮”、“太陽出來”、“太陽到西南”、“太陽要落了”等來計時;冬天夜里主要觀測星星而將夜分成三段時間：“三星出來”、“三星偏西”、“三星要落”;狩獵地區(qū)的鄂倫春人，把太陽正南時叫“找狍子的時間”，太陽剛出時叫“打犴鹿的時間”，太陽偏西南叫“吃飯的時間”等。

　　1980年代初成名的鄂溫克族小說家烏熱爾圖，這樣述說過他們的歷史：“大約在300多年前，一支趕著馴鹿群的鄂溫克人出現(xiàn)在額爾古納河畔。他們告別西伯利亞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輾轉遷徙，落腳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林地。應該說，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們離開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庫特族群和哥薩克人的擠壓，當然也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狩獵場，在一個理想的生存條件下繁衍后代。這部分使用馴鹿的鄂溫克人，在額爾古納河兩岸徘徊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與左岸俄羅斯商人建立了以貨易貨的貿易關系，接受了俄羅斯文化的一些影響，例如以俄羅斯人的名字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喪之俗也按照俄羅斯人的方式進行等等，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森林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使鹿鄂溫克人在這三萬多平方公里的林地中游獵、飼養(yǎng)馴鹿，不僅融入了這片大森林并成為自然生物鏈中生態(tài)平衡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成為森林的主人。”

　　作者化身為一個鄂倫春老婦，以“最后一個鄂溫克酋長的女人”的敘述角度，講述著近百年來在各種外力影響制約和滌蕩下，鄂溫克人的生存形態(tài)和文化變異歷程：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開始被解構了，鄂溫克人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讓山外的各種信息傳遞進來：俄國商人、日本商人、日軍占領下的集訓民眾、伊萬參加共產黨、大饑餓時期三個人進山偷鹿等，時代風云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得到展示。而多元異質文化間的差異與沖突，也通過商業(yè)活動、強敵入侵、國家化進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示。文化深層因素之間的斷層、多元文化沖突的破壞性效應導致生活混亂和價值扭曲的文化病態(tài)，也在小說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現(xiàn)，從而以鄂溫克民族的生存窘?jīng)r繪寫，表達“全球一體化是以弱勢群體的消失為代價的”等思考。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作為回憶的主體和故事的講述者，這幾層關系的重合決定了“我”的敘事視角的多重功用，使小說從眾多方面，較好地展現(xiàn)了這個特殊種族生存形態(tài)。